没能和自己结成知己

　　汤因比曾比较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认为两者的差异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多关注实际生存，其次才是科学和形而上学；而在希腊，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后继者们，除道德问题之外，更多关心的是人类的理智和知识论构建。想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人热衷并擅长的常常不是真理思考，而是伦理思考，无论是置身于历史，还是介入当下的时候。

　　个人的研究与写作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也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着自己人生的前两个10年，尤其是30到40岁时的苦闷、焦虑和奋激，使得凡所闻见和思虑，更多基于现象的表面，并在在凸显了前贤所谓经验得到的知识远不及思考得来的准确这一判断。虽说经验世界的遭遇会让人发现理性认识的局限，但处定黏着于事相表面的是非对错，与揭发内隐在事物背后的虚实真伪终究不同，有时还是很大的不同。唯此，尽管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称“人类求知是出自本性”，但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区分了“知识”和“意见”，以为前者基于对实在的认知而非好奇，故能发现并产生真理；后者不过是对现象界一切个别的认知而已。易之以中国古人的说法，人固然可以赋予上述个别性认知以准确的称名，然“名逐物而迁”，而“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是更需要人发挥思想者的本能才能摄得的。

　　只是有些遗憾，古人并没有更多展开对如何才能养成这种思想者本能的探究，这导致我们很多时候仍需从西方汲取营养。譬如，叔本华《论独思》就讨论过单纯阅读和独立思考、普通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他指出，只有经由独立思考得来的知识才能被人理解和确证，并被作为可以坚信的元素纳入人的知识体系中。“阅读和学习是任何人都能自愿进行的活动，而思想却非如此”，它具有连续不断推进自己的特征，为此更需要一种强烈兴趣的驱动。他的意思，经由广泛的阅读和学习，人形成自己的观点，也即“意见”，不过成为批评家；经由独立思考，将经验凝聚在一起，内生出足以启迪世人的知识，进而上升为理论，才大有助于“精神的人”的诞生，才能造就真正的思想家。那么，如何凝聚经验作独立的思考？他提出的建议是独处，认为人只有孤独无依时，才有“思想的真正平静”“灵魂深处的安宁”以及“身体的健康”，才可以避免成为外界的附庸，拥有真正的自由。有鉴于独处常需战胜各种欲望和诱惑，他因此将之称作只有伟大人物才有的高雅气度。其实，在他之前，虽未必根植于个人的哲学，而仅基于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蒙田、帕斯卡等人已经提出了相似的主张。前者认为一个人“仅仅摆脱人群是不够的”，还必须摆脱存在于人“内心的群居本能”，这样才可能获得一个机会，使自己“拥有一个能够转向自身的灵魂”。人一旦拥有这种灵魂，就会“有攻击手段也有防御手段，有收获手段也有赠予手段”。后者则干脆称“人类所有的痛苦来自不能够安静的独处”。为什么？以后萨特给出了解释，人总为此感到寂寞，终究是因为没能和自己结成知己。

　　星光下真理的荒原

　　我们知道，受亚里士多德因为生命脆弱故须结群而居说的影响，西方人大多喜欢结伴而居，并由此渴望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一直到19世纪仍然如此。

　　一辈子研究对话与理解的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对此有过特别的论述，认为“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同样重视理解的精神科学大师狄尔泰基于生活体验和对生命同情的理解可助人了解历史文化的认识，径称“理解就是在你中重新发现我”。但叔本华、蒙田们觉得对于这些过于强大的真理，逆行是必须的。更何况他们本身就是喜欢独处的人。如在蒙田，这种生活方式带给他的，不是乖戾和执拗，也非叛逆与不情，而是如爱默生所称赞的，他“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强烈的渴望，而是心满意足，尊重自我，保持中道”。就是这个爱默生，一生未致力于任何理论体系的营构，虽始终要求自己别与这个充满了行动的世界隔开，但也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精神的独处者”，并以此为“哲人生活”的最高原则。对此许多人心存疑虑。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为什么你要放弃穿越星光下真理的荒原的机会，仅仅是为了获得一顷地、一座房和一间谷仓的可怜的舒适？真理也有其屋顶、床笫和餐桌。”

　　这话说得多么平情有说服力。尽可能以这种“心满意足，尊重自我，保持中道”的态度去获取知识，不断创造机会享受独自穿越“星光下真理的荒原”的美好，是此刻个人心心念念的追求。所以，近来个人谈论的话题和所关注的焦点，与此前有了一些不同。它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从周遭纷乱浮杂的事相中后撤，更多关注文学，特别是诗；更多研究艺术，特别是画。此外，就是留存于历代谱录乃至器物、植物和城市遗迹上的各种文明和文化。前者被认为可以从技术的角度作出定义，后者因涉及价值观，更凸显主体性，因此更需要独处的人凝聚起经验，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无须特别说明，上述这种关注同样可以把人引向真理。记得尼采谈论艺术家的真理意识时说过，虽然在对真理的认识上，“艺术家的道德较思想家薄弱”，但艺术能“使自己变得更深邃，更有灵气”。他甚至以为“一位自由思想家即使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艺术的最高效果仍然很容易在他心中拨响那根久已失调、甚至已断裂的形而上学之弦”。可惜，人们普遍为匆忙和功利所挟持，又因受限于各种误解，已经与艺术隔得太远，这使得他的感叹——“人们不久就会把艺术家看作一种华丽的遗迹……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也许是从古代的情感中继承下来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直接地获得它们，太阳已经沉落，但我们生命的苍穹依然因它们而绚丽辉煌，尽管我们已经不再看见它”——仍能给今天的人以深彻的刺痛感。

　　当然，诗与文学的境遇也没有好多少。他的同时代人、诗人马修·阿诺德的《吉卜赛学者》，像足了应该在这个时代唱响的挽歌：“哦，生于智慧尚且新鲜洁净的年代，/生命如微光粼粼的泰晤士河般欢快流淌，/那时，现代生活，这奇异的痼疾尚未猖獗/带着它那令人作呕的匆忙，那纷纭不专的目标，/还有那负荷过重的脑袋，那中风的心脏。”

　　这个东西正是诗

　　由于现代人普遍失去了与人和宇宙的同体感，整天孤独地——本质是内心孤独地面对世界，难免遗落了与诗同格的浪漫乃至诗歌本身。虽说依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解，诗歌一直是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呈现的，它之于人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但在今人看来，这样的评价实在有点不着边际。也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自然无法信任距布鲁姆200年前的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话，后者坚信“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并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赋予普遍的东西以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新归于无限”。在诺瓦利斯去世150多年后，又有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从比我们远得多的过去而来，并且将去到比我们远得多的未来”。他说的这个东西正是诗。

　　和一切艺术都是表达一样，诗的表达是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途径，而且还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许多时候，概念语言不能代替和概括人心底最孤独深彻的呻吟，人因此从心底期待诗，诗的语言也因此成了能让人充分感受到生命特质的另一种呼吸。它努力于倾听并认真反映那种与生俱来的人的“原悲伤”，有时与科学、哲学甚至宗教一样，教人面对同样的苦恼和困惑，又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所以，诗人才被兰波称为“灵视者”。当他们被生活打败，带着千疮百孔的盔甲和千疮百孔的心，仍可以在诸神的祝福下进入复生的旅程。在他们的诗中，自然有许多令他们伤心和留恋的现世的风景，但更多的是“心灵的风景”。而后者，恰恰是诗歌绝胜于其他文类的地方。

　　对这一点，中国古人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清楚地体认到了。如明代钟惺以诗为“清物”，认为如果诗人“日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示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音，其趣不已远乎”。故他追求“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虚心直躬，可以适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的清净闲适，以为不必“浮沉周旋而后无适”。他为所编《诗归》作序，称“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并以此为可以依归的“古人之精神”，正意在突出“精神独处”是古之诗胜于后来一切诗的原因。当然，这种诗境虽根植于内心，却不一定必然外在于自然，毋宁说是经过诗人的改造后呈现的自然。此所以，清人钟秀《观我斋诗话》在将“境”与“志”“气”“情”“识”等并列为“诗原”的同时，特别指出“境非景物之谓也，随身之所遇，皆是焉”。

　　体会精神的自由和浪漫

　　很难想象，人一旦不能从独处中体会到这种精神的自由和浪漫会怎样。当此后现代的展开，宏大叙事日渐被具有地方特色的情境和语言游戏所代替，置身其间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看重能力，而不是像真理、自由这样的普遍价值，以及追求这种价值过程中被调动和激发出来的浪漫精神。所以，慎于选择之于人的成立就变得非常重要。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一书中，对太多选择如何成为一种负担，“选择的自由”如何最终变成“选择的专制”有过详尽的分析，留给个人的印象至今非常深刻。而理查德·罗蒂《文学经典的启示价值》所谓一旦失去一种浪漫主义元素、一种启示价值，那“人文学科的学习将会继续产生知识，但是它可能不再产生希望，人文主义教育可能变成19世纪70年代的改革以前牛津和剑桥大学里的情况，仅仅是用于准许进入上层社会的旋转门”，更让人读后有一种先获我心的快意。尤其看到哲学家本人去世前表示，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在写诗上，这样“我就会过上更充实的生活”，真是心有戚戚焉。虽说人微言轻，个人没可能影响大众，遑论转移风气，但可以心安的是，将身体性的个体和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门外写一些无关利禄的诗，过一种仅属于个人的精神生活，自己算勉强做到了。

　　很快，又一个10年会过尽。这让我想起柏拉图的那首碑文体诗：“岁月承担着一切，漫长的时间知道怎样去改变/个人的名声、容貌、性格和命运。”还是尼采，他曾不无嘲讽地说：“诗人用韵律的车辇隆重地运来他的思想，通常是因为这思想不会步行。”在个人看来，这足以对耽溺诗与艺术的人构成警示。但他仍能给人安慰，譬如论及“宁静的丰收”，他又能说：“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上坠落、无须焦急的渴望，催促，除旧布新”“正如人在垂暮之年回忆青春岁月和庆祝纪念日一样，人类对待艺术不久就会像是在伤感地回忆青春的欢乐了”。请原谅我一再引述他们的话，因为自己实在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汪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