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系央视《国家记忆》栏目的宗旨。纪录片《敦煌守护人常书鸿》以其历史与现实恢弘交织的人物写真将常书鸿先生的敦煌情怀写得纵横开阔淋漓尽致，成为《国家记忆》中最为擒摄人心的佳作之一。观看这样真实的纪录片，总觉得先生的敦煌“守护”精神在天地间熠熠生辉浩气永存。

　　敦煌人传统而习惯地将远行来在三危山的僧人、莫高窟中的泥彩塑像飞天壁画及每个洞窟中的供养人、守护人统称作“神”，谓之敬称。而常先生将一生心血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宝库，“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敦煌莫高窟”，故而称其为“敦煌守护神”自然更在情理之中。

　　我国古代把为特定人物绘制肖像称为“写真”，也叫“写照”。所谓写真，即作画时不仅应得其形似，更应得其神似；“写形不难”，而“写心唯难”。我国历代著名画家一般都擅长于写真。纪录片《敦煌守护人常书鸿》的叙写者客观地淡化“神”而描写“人”，以浓墨重彩凸现常书鸿先生的宏大、辉煌、痴爱且恒久的敦煌情怀，正是该纪录片人物写照的“真粹”，而这种写真，又岂能离了主人公的“神韵”？

　　该纪录片共分5个篇章:《使命》《承诺》《坚守》《保护》《传承》，高度概括了常书鸿先生完整而光辉的从艺生涯，同时也把敦煌莫高窟苍茫而璀璨的历史境遇和敦煌研究院诸公与时俱进赓续承传敦煌艺术的集体群像有机地涵括其中。这是一种令观众心悦诚服又浮想联翩的大手笔。

　　天降斯人，必有大任。青年时期的常书鸿先生在法国的一次偶遇便是冥冥中“神”对“人”的最先拷问。这是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命运之神”便将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递到了他的手中。这是伯希和20多年前偷拍、编辑的敦煌石窟塑像照片，约有400幅。常先生十分震惊：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美妙而伟大的作品，就在自己祖国的大西北!当时这位31岁就业绩卓然的中国画家、美学家，深深地被敦煌艺术宝库中宏大的构图、精美的线条、动人的佛教故事所打动；只要是绝世高超的艺术，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均是他要追求与探索的人生目标。于是他毅然决然放弃在法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于次年返回自己的国家，奔赴敦煌而去。

　　常书鸿先生出生在杭州，其故乡情结正是在敦煌石窟杰作的突然触发中得以奔放。他自己来自中国却还不知道敦煌，实在愧疚！在我看来，对艺术和美学有着杰出的鉴赏功力与坚贞顽强的探寻心志方构成常书鸿先生“敦煌情怀”的“心理基础”。他将敦煌石窟的彩塑、壁画艺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做以比对，获得品鉴真趣，迅快回国朝圣这世界已经为之轰动的敦煌艺术殿堂——这就是踏上了自己与艺术的精神高地。发现真谛，奔赴敦煌，这就是常书鸿先生不同凡响的伟大之处。

　　那一年，常书鸿先生一行6人光从兰州到敦煌县，就走了一个多月。身在莫高窟艺术世界与“神”共舞，谁能想到还会有人间炼狱般的折磨？到了敦煌，常书鸿先生在他艺术家的浪漫激动之余倾刻转换心境，如他所言:“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这种心理描述是千真万确的。荒凉的大西北，荒芜的莫高窟，他拿画笔的手却来铲除洞窟中清理不完的漫漫流沙；一碗醋，一碟盐，没有蔬菜，一年四季艰苦难熬的生活与在法国时的优渥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在写“形”，也在写“心”，首先是状写真实，而“形”与“神”往往相辅相成，互为映照。

　　其实更残酷的还不在土炕泥桌石凳的物质生活。1944年的那一天，妻子陈芝秀不辞而别，得知一些消息，常先生骑马朝玉门方向追寻，最后追得筋疲力尽，奄奄一息，终被玉门油矿的工人搭救。多少天后，妻子在兰州的报纸上发布告示，不愿再在敦煌生活下去，跟别人走了。离婚，这对常先生的打击是非常残酷的，精神的摧毁使他一言不发，只有在洞窟灰暗的灯光里临摹壁画以解脱这种家庭的不测、人生的痛楚。常先生与他的孩子相依为命。他告诉他的大女儿常沙娜，“沙娜”这名字是为了纪念在异国他乡塞纳河畔的生活而起的，但“你是敦煌人!”从此，莫高窟又多了一位守护人常沙娜。人物写真，就是写人物的真心情、真性情，让灵魂归位到本真，让人心灵震颤，让心池掀起波澜；纪录片在层层勾勒主人公之“形”时，“神”自在其中，且这“神韵”是动态、衍变、发展的，因而使作品更有生命活力。

　　何谓“敦煌”？《汉书》中解释说，“敦，大也；煌，盛也”。我想，但凡自古来到敦煌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自觉不自觉均会将“敦煌”之“道”、之“神韵”融入自身的骨血；“大也盛也”，往往来去有缘，大得自在，与此同时，亦身不由己，魂之所系，福祸并行，造化弄人。常书鸿先生就是如此。

　　妻子跑了，一位名叫李承仙的重庆绘画专科的女学生却非要来到敦煌不可，出于对敦煌艺术的敬仰和对于常书鸿先生人格魅力的热爱，她终归成为常先生今后48年的生活伴侣和得力的工作助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常书鸿先生和全所人鸣钟庆祝，但步步溃败的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关闭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中断资金调拨；常先生为保护敦煌文物与敦煌艺术科研筹备资金，频频设法举办“敦煌画展”，广泛宣传莫高窟，吁请社会关注化缘名流资助，在兰州、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展出，真乃“大也盛也”，不料蒋介石政府逃亡在即还要将“敦煌艺术”拉到台湾去。然而常书鸿先生心明眼亮立判是非，以大智大勇将所里众人苦心经营的“敦煌画展”在上海暗中巧妙地保护下来，悄悄完好无损地运回了大西北莫高窟。

　　常书鸿先生的大智慧大勇气超越了一般画家艺术家，守护敦煌之举是他在百般苦难中值守敦煌艺术所累积的功德所佑，是一种举世罕见的敦煌大美的气概使然。我相信敦煌有“道”，“道”之缘起中就有磨难与拷量，就有“大也盛也”的心灵高度。长达千年的历史开凿，后被东西方学者认定为欧亚大陆最伟大的艺术宝库的莫高窟，一般人来在这里是达不到这般精神境地的。

　　在那黑暗的旧中国，率先担当起守护“敦煌”重任的就是常书鸿先生，他的心池清沏见底，他的心神无比弥坚，他就有那九层楼(北大像窟)所呈现的“敦煌”气韵，“大也盛也”浩然天地之间。而这种丝丝入扣、张驰有度且情节波澜有声有色地真实展现，当然也是这部纪录片人物写照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法度。

　　该纪录片在后面篇章中着力贯穿着“坚持，科研，弘扬”敦煌的发展主旨。是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建设就是敦煌更大规模走向全世界的见证与动力源。博大精深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在这里兴起，大量严谨的文物保护、大量精美的壁画临摹，大量高质量的各种类学术论文的出现，令全世界瞩目；以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的最终出现，也是常书鸿先生“敦煌情怀”与“敦煌精神”发扬光大的真实写照。

　　人物的细节描写对于纪录片而言亦是极有魅力的。

　　常沙娜在回忆父亲耄耋之年时说，那年父亲调到国家文物局担任顾问，全家搬到北京居住。他的工作依然繁忙，83岁时还来到莫高窟一次，拾级而上，查视一番。“……在北京，父亲总是在思念着敦煌，他在家里到处挂了些风铃，一碰一撞就‘叮当’作响，父亲就想起九层楼莫高窟……”。观众看到这里，也不能不为这人格化的风铃所动。小小风铃，悬在楼角飞檐脊顶，时不时发出清脆悦耳传向远方的声响，这是人与大自然的风合作的灵动之物，佛家认为冥冥梵音，将军视作金革铁马，常先生则认定是敦煌的气息与叮咛，是千佛洞众菩萨众飞天众力士的生命之音、智慧之物。先生总是将它们记挂在自己的心头，形神相照，融为一体：那是一个崇高、尊贵、大美而简约的象征物，于人间共鸣，与天地永存，自然亦是国之宝物，高山仰之，瀚海颂之。

　　常书鸿先生的墓地就安置在莫高窟对面的沙梁上，他说他“来世还要守护莫高窟……！”至今，敦煌当地的人们仍然敬称其为“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这当然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永难忘却的记忆与传奇。（严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