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节这天，我读到了作家盛慧的散文集《外婆家》。这个日子特别好，外婆是母亲的母亲，实际上就是母亲的平方，读《外婆家》是非常应景的。我对盛慧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觉得他的记忆力真好啊，细节特别的出彩，特别生动。我在琢磨，我能否回忆出我自己小的时候那样多的细节。比如说，外婆在寒冷冬天早上醒来的细节，让我非常难忘。她如何洗漱，如何走在路上，如何去吃早餐，这些细节带着真情实感，犹如亲身经历一般。我想，这除了他的记忆力好，他的小说叙事技艺也帮了大忙。

　　谢有顺先生评价盛慧的散文：“真诚、舒展、优美，文字细腻，情怀广大。他的写作，正在努力拓展散文的疆域，并对汉语的沉静与绚烂有自己独特的体悟。”

　　书中写美食的地方也是个亮点。美食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的品质，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你看他写的：“桌子上放了满满的一桌菜，看一眼，肚子就饱了。凉拌海蜇、风鸡、盐水鸭、白切羊肉、卤牛肉、卤猪舌、红烧草鱼、红烧狮子头、红烧团鱼、肉皮冻、白芹炒肉丝、雪菜炒豆芽，中间的大海碗里是咸肉煨笋。”这是粗看，然后是细品：“这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咸肉煨笋。咸肉是腊月做的，品尝过白雪的气息，吸收了阳光的气味，像是清瘦的修道高人，肉质结实紧致，充满干香。笋是冬笋，又白又嫩，像少女的手。冬笋是有小脾气的，如果清炒，刚进嘴的时候，舌头会有些发麻，但如果和咸肉放在一起炖，它的那点小脾气就荡然无存了。”读到这里，我想，如果美味没有文学的观照，一定会大打折扣。是文学把美味提高到了精神审美的范畴。

　　如果只有美食，而没有人，那就变成了常见的那种美食专栏，看多了就觉得腻。盛慧还是要落笔在人身上的。“我刚坐下来，外婆就往我碗里夹了一条风鸡腿。每个人都要喝酒，外公喝的是烧酒，我们喝的则是封缸酒，是糯米做的，很甜，好像把我的嘴唇粘住了一样。我不停地和外公碰杯。外公笑着问：‘长大了，你会不会买酒给我吃？’我抹了抹嘴说：‘到时候，我给你开个酒厂，你随便喝。’众人都笑了。”紧接着的一个场景，意味深长：“吃过夜饭，大家喝茶聊天，桌子上放着瓜子、花生、金枣、酥糖、寸金糖、玉带糕。因为是过年，大家说的都是开心的事情。外婆问我说：‘你长大了会不会养我？’‘当然养，’我顿了顿又说，‘每一个都养，我每天给你们发压岁钱。’”可以看到，外婆是特别在意这个孩子的，接连两次问他，长大了会不会对自己好？中国人都知道，这种问题，要的只是一个口头的肯定回答，而不是未来的某种兑现。这里边把外婆的那种谦和，那种期爱，给写出来了。

　　写实之后，抒情出现了。“时光如尘，日夜堆积。如今，外公和外婆已经成了夜晚的一部分，寂静的一部分。他们消失于时间深处，就像风消失于街道的拐角。曾经充满欢乐的房子，如今蓄满回忆与忧伤。一把生锈的铁锁绑架了房子，昏暗的光线，像丛生的杂草。”那些场景的生动，写实的笔触，与抒情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命的悲凉显示了出来，悲凉需要抒情，抒情之后更显悲凉。

　　书中除了写外婆，其实还写了外公，写梦见外公的那一篇，我是很喜欢的。外公带着“我”去镇上，但是走着走着呢，来到了一座屋子面前，一座破败老房子。原来，这座老房子是外公曾经在里边养蚕蛹的地方，外公看了会儿房子，突然说：“我要留下来了，我不走了，你自己走吧。”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会特别害怕，特别恐慌，就想哭了。可外公继续说：“你快走吧，你不要再叫我名字了，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没法转世了。”这个梦本身就像是一个寓言，里边有很多隐喻性的元素，包含着中国人对于生与死的理解。可能正因为这份深沉的理解，让我觉得这个梦肯定不会是虚构的，而是作者真实做过的一个梦。一个普通中国人都会做的梦。

　　读《外婆家》也让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记忆跟文学的关系。作家往往被认为是记忆力很好的人，其实，真的不一定。有些作家的记忆力很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很优秀的作家。印象中，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的记忆力就不好，还有阅读障碍，但他依然是很优秀的作家。因为写作可以虚构，不断创造新的记忆。哪怕是在虚构过去的故事，可这对于作家来说，都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之中。

　　但是，对于散文来说，情况确实有些不一样。在我看来，好的散文应该有一种来自记忆的真实，从而呈现出相对客观的真实，以及温暖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散文是要写实的，才能把散文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但是，散文的真实，是不是就要跟过去发生过的细节一定要严丝合缝？我想，那肯定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无疑就取消了文学，变成某种历史文献了。

　　如何去评价散文的真实性，或说散文的记忆属性呢？我觉得，除了对于事实的记忆之外，这种情感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盛慧在《外婆家》里面，对情感的记忆进行大力开掘，从而使这个系列的散文显示出了动人的面向。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情感的艺术，即便零度写作，也是一种奇特的情感。《外婆家》里面有很多温情的事物，而且还伴之以感性的书写，都是一种出自情感的记忆。我越读，越是觉得这种情感记忆对文学而言，比事实记忆要更加重要。我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点正在当下的写作中变得稀缺。在滥情和冷漠之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个适合自我个性的刻度，将情感表现得张弛有度。

　　所以，我对刻意虚构散文的方式是持有疑虑的。很多散文作家把自己真实的东西写完之后，会面临一个被掏空的困境。有些人就开始虚构散文。但散文的虚构是有限度的，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散文的精髓。与其用散文虚构，不如直接写小说。小说文体的优势在于虚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小说文体的难度就在于对虚构的限制。好的戏剧性就是对虚构的限制，让虚构成为艺术，而不是一摊在桌面上随意流动的水。

　　当然，散文的边界非常宽泛的，各类非虚构文章，包括公文、应用文，都在散文的范畴之内。但是我们知道，进入新文学的传统以来，散文实际上还是有了一个边界。散文的边界已经在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范式当中确定起来了。抒情和真实，这两点成了散文的稳固基础。脱离这两点，散文的价值会受到抑制，换句话说，散文独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张扬。还有一种与散文极为接近的文体是随笔。随笔在西方是专指一种说理性的文章，在中国表面上看，好像“随笔”强调的是一种随意性，但实际上，强调的也是一种对思想的随意表达，与纯粹的抒情区别了开来。如此说来，中国的随笔似乎和西方的随笔是异曲同工的。无论如何，这些文体的确立还是有它的一种必要性。它是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其实能够激发出我们更好的创造力。因此，我个人对于跨文体写作，总是没有太大的兴致，原因就是在这里。我觉得写作的时候，不妨让散文更像散文，让小说更像小说，让诗歌更像诗歌，这种“像”实际上才是最具备难度的，因为它肯定不仅仅意味着形式的相似，而是涉及内在的精神。文体可以把不同的成分、不同的诉求都安置在其中，对文体的取消是对文学的釜底抽薪。除非是一种极具创造能力的写作，营造了一种自成气象的新文体。盛慧自己也说，他在散文里面就承担他比较个人化的记忆和纪念，而不承担批判反思的功能。他说的这点我是认可的，也是贴切的。他的《外婆家》写出了自己真挚的情感记忆，是散文的写作，赋予了这种记忆以如此美好的形态。（王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