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曾问过华生一个问题：什么是怪诞呢？这位大侦探认为，怪诞总有某种恐怖成分。如果从美学观念看，它是一种审美范畴，与优美、崇高都不一样。因为其本质是“不和谐”，是冲突性的压倒。它突兀又怪异，超出人的认知惯性，是对现实限度的挑战。后现代主义的文艺创作，充满对怪诞的偏爱，以至于在文学、绘画、影视等各个门类里，都成为一种“显要”风格。究其原因，这是人类试图穷尽认知极限，感官可能，意识幻想的本质力量的幽曲表达。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最新小说集《怪诞故事集》，就用十个短故事写尽荒诞异能、幽默狂想。她本就属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那类以想象见长的作家。“她运用观照现实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观察入微又纵情于神话。”“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理由中，我们觉察出某种逻辑——她的技巧，促成了怪诞风格。

　　《罐头》写出一个丧母之后的“苍老巨婴”——50来岁的儿子不找工作不成家，终于把母亲拖累“啃死”的故事。这个日常俗套被作家写出了奇异感。死去的母亲就像女巫，虽对儿子念念叨叨，厌倦不已，但还是给他留下“遗产”——地下室里各种稀奇古怪的腌制罐头。“也许她想用这些罐头给儿子的未来提供一个保障”。这种爱和原谅，就像腐坏变质的罐头，“既感动，又恶心”。当儿子死于蘑菇罐头的食物中毒时，你会发现来自母亲“爱的诅咒”：没有人可以只享爱，而不付代价。

　　与之相似，《接缝》写了丧偶后的老人发生了感官认知的“异化”。这个故事的绝望并不亚于《变形记》里甲虫不被接受的处境。感官不被他人认同，意味着自己在内心囚室里无尽受刑。作家有意揭示，幻觉和真实的界限值得永远质疑追问。

　　怪诞正是超越常识与边界，抱有激情，想象无限可能性的冲动。此外，它也一定包孕与现实的对话，无论是抗拒逃离，抑或诅咒，都绝非空想。它要以虚幻写真实，细节全是笔笔到肉的体感。如此一来，虚到极处，正是实到极时。

　　《拜访》里“我”通过写作画画供养“爱工”，组装家庭。这是否是对单子化生活的揶揄？“爱工”是提供体力劳动，抚育孩子的机器人，“她们”可以随时被改造、关停。物化女性，本就是社会症候的隐喻，我们对用智能技术满足情感慰藉、爱欲本能，始终抱有幻想。然而，作家的讽刺在于，要遵循排除感情，不可独处，不分高低贵贱，不可打听爱工数量（这正如询问财产）四大原则。它让人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荒诞总是披着理性逻辑的外套，让人绝望。当“我”感受到爱与感动时，反而被爱工操控关掉，故事终结。原来，情感本身是一种故障，它可以让人坏掉。这或许是对未来家庭的恐怖想象。

　　《真实的故事》或许是小说集中“现实形变”最小的故事。即使如此，依然能发觉，这很像早期乡野夜话时的果戈里。在看似写实的线条勾勒中添加不可思议和戏剧感，作家对主人公的态度，就如戏台观众。一个教授在前往学术会议和晚宴途中，路遇一个女人危在旦夕，失血不止。教授呼救，路人不加理睬，却被警察当成肇事者。他满身血污逃往酒店，却被保安拳脚相加。这个故事之所以“真实”，是击中了现实的残忍真相：社会里一切认同和承认都基于身份、表演和“外套”。

　　当教授丢掉西装和护照，赤裸的他只是一个充满血污，遭人鄙夷的动物。所谓体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背景，荡然无存。他和那个栽倒呜呼、无人搭理的女人，没有任何分别。我们发现作家潜藏的“互文”——女人受伤严重的身体突然使他想起了一幅静物画，它“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呈现了一只被猎杀的兔子的尸体。”而门卫讽刺地看着教授，“他抓住教授的脖子，就像抓一个小偷，教授的两只脚乱蹬着，被扔到了广场上，屁股上还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以至于跌倒在地，很长时间都爬不起来。”

　　当我们急迫展望后人类时代的时候，怪诞或许成了有力的思想翅膀。作家总不满足于现实感。空间探索、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恰恰给这类题材提供了“可能希冀”。同时，不要忘记怪诞本身的批判维度，它通过幻想抵抗现实的缺陷、局限，无论是暴露，抑或反讽。在我看来，怪诞作为主题，它把老旧的现实主义“报废”在前现代的机械时代中；作为叙事风格，它又是对现实的幻术表演，旨在呈现生存动机、情感意志的真实。正如《变形中心》里的人物所言：“情感总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可能是引发情感的原因。虚假原因引发的情感同真实原因引发的情感一样强烈，所以常常具有欺骗性。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体验它。”（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