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文学家，龚自珍是我印象较深者之一。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晚清晦暗的天空：27岁中举，38岁中进士，48岁辞官，次年暴卒，享年不足半百，因其思想的精锐和著作的成就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柳亚子语）。其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小就耳熟能详。

　　散文《病梅馆记》则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则小品。

　　《病梅馆记》写了盛产梅花的江浙一带当时的一种风气：

　　为了迎合梅“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而“直则无姿”“正则无景”“密则无态”的观点，有人把这种好恶作为品梅的标准，告诉卖梅的人，“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即砍掉端正的枝干，培养倾斜的侧枝，除去繁密的枝叶，甚至折断嫩枝，阻碍它的生长，来谋求大价钱。于是那一带的梅都成了病梅。

　　文章用语辛辣，表现形式和手法极是特殊。段段写梅，处处写梅，通篇写梅——产梅之地、夭梅之由、叹梅之病、疗梅之志之法，夹叙夹议，透过植梅、养梅、品梅、疗梅的生活琐事，由小见大，写的是“梅”，重点在“病”。

　　姑且不论这篇写于鸦片战争前夕的文章是怎样的借题发挥、托物言志，也姑且不论这种与妇人缠足恶习无异的审美情趣是多么扭曲变态，仅仅就是这种把某一类人的好恶作为标准，“以绳天下之梅”，将“天下之梅”“斫直”“删密”“锄正”的做法，就大可讨论。

　　物质产品必须“标准化”，而精神产品必须千姿百态，这是谁都认可的道理。

　　与《病梅馆记》写作相距三年，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酣畅淋漓地质问：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读过《病梅馆记》，但他们观点的实质惊人地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马克思笔下的普鲁士还能“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而龚自珍笔下的“文人画士”却“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以赚钱为诱惑，强行要求鬻梅者“斫”“删”“锄”，刻意制造“病梅”。这就等而下之了。

　　循着这样的思维逻辑，进入社会层面，必然导致对个性的扼杀乃至对人才的戕害。

　　《病梅馆记》进一步指出：“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只要出现了有正气有才能的人，就加以督责、束缚、摧残、扼杀，斫正删密锄直，从而排斥刚正之士，剪除有用之才，阻遏蓬勃生气，豢养奸佞邪恶的小人。由此，作者激愤地抨击：“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这里的“文人画士”自然指的是走狗帮凶。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为病梅而“泣之三日”，特地开设一个病梅馆来贮存它们。作者由病梅写到病梅馆，最后用“呜呼”引出议论。发愿“誓疗之”——假如“多暇日，又多闲田”，就要“广贮……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纵之顺之”，在最短的期限里，“必复之全之”，一定要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使它们恢复，使它们完好。为此，“甘受诟厉”，谁爱骂就骂去吧。

　　龚自珍对病梅的“誓疗之”明显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感。且不说他的“生之光阴”是那么有限，就是他能长命百岁，凭他一人之力，又能救得了多少病梅呢？

　　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悲剧感是令人尊敬的。（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