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字“实父”，号“十洲”，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同为吴门画派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最初仅为漆工，为人雕梁画栋，充其量只是个职业画家的仇英，后来缘何能获得画坛领袖的地位，受到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推崇呢？这既与仇英自身的努力息息相关，同时也是他所处的时代造就的。

　　脱离世俗的文人雅境

　　在仇英的传世名作中，最能代表其风格的当属《桃源仙境图》。画中的主角并非避世的农民，而是隐居的文人。画面中，几位文人坐于奇石之间，弹琴作乐，透露出贵族文人的优雅情调。全画采用工致的笔法，“大青绿”着色，色彩饱和明丽，却不失淡雅韵味。画中近景的坡岸树石，运用传统的山石勾勒手法，融合细密的皱法和墨色烘染，笔法灵巧生动。远处山峦层叠，云雾萦绕，置于松林云雾中的房屋楼阁，仿佛远离了人间烟火的仙人居所。整幅作品构图繁密却又不失紧凑，景物安排错落有致，苍翠遒劲的古松、星星点点的桃花，远处的房屋、近处的板桥，共同构成了文人享受隐逸生活的绝佳去处。《桃源仙境图》具有典型的文人画风格，无论是画的内容，还是笔法，都深得文人画精髓。此外，仇英在《春游晚归图》《桃村草堂图》《柳下眠琴图》《蕉阴结夏图》《高山流水图》《煮茶图》等画作中，着力表现的也均为文人高士的生活情境：或琴、或笛、或茶、或书，画中主人公或以琴会友，或书堂赏竹。在仇英高超的绘画技法下，浓浓的古雅之情跃然纸上，凸显出他对文人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与同时期的文人画相比，仇英的画作更是脱离了世俗的气息。

　　独树一帜的文人画风

　　明代中后期，在元画根基深厚的苏州，吴门画派逐渐取代浙派，将文人山水画进一步发扬光大，名列“吴门四家”的仇英自然受到吴派山水画的深刻影响。然而，仇英山水画作中凸显的古雅之气，却在当时的吴派画家中显得卓尔不群。明代中期的苏州，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统治阶级对文人的控制宽松了许多，吴派画家既不像传统文人那样“学而优则仕”，同时也不像传统的隐士那样消极避世，他们开始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积极地融入俗世生活并享受生活。沈周描述自己“自是田间快活民，太平生长六经旬”，文徵明也有大量类似的诗作。在创作中，他们也力求做到雅俗共赏。这一时期的吴派画家显现出积极的入世情怀，这种情怀在画作风格上的体现，就是改变了宋元以来文人山水画寂寥萧疏的风格。吴派画家画园林、庭院、庄园等，都显现出文人对世俗生活的享受。文徵明的《骑兰室图》《真赏斋图》、沈周的《邃庵图》等，体现的都是对文人生活状态的关注和赞美。“吴门四家”除仇英外，均喜欢在画中题诗，而题画诗题材多样，充满生活情趣，处处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还常以俗语俚词入诗，不无“俗情”。文徵明崇尚“雅意白传”，也力求做到作品的雅俗共赏、文质兼备。当时，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风相互融合。出身职业画家的仇英，早年仅是一名漆工，以画功深厚得到著名画家周臣的赏识，拜在其门下。后来，仇英又因画技不凡，深得文徵明的青睐，借助他的引荐，开始进入上流文人社会，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鉴藏家近距离地交流沟通，甚至和很多人成为关系密切的“艺友”。这些经历不仅开阔了仇英的眼界，同时还让他以职业画家对文人生活的仰视姿态，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对文人生活的向往。而对文人雅士的关注和表现，则令其作品的内容远离了俗世烟火的意味，成就了别具一格的古雅情怀。

　　严谨细致的名家笔意

　　画家的“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仇英作品中常见精细繁杂的画面，但其用笔工致而不呆板，均有清晰熟练的表现，隐隐透出的名家笔意，更是远脱了世俗的气息。有人说这得益于仇英早年工匠生涯带来的艺术训练，此外，也得益于他精湛的摹古能力。出众的艺术天分，让仇英得以走近当时的大鉴藏家，他经常被他们请去做“驻府画家”，少则五六年，多则十余年。他曾在当时大收藏家项元汴家中为其创作。彼时，仇英已经是一位临摹古画的高手，他所临唐宋名笔，如《临宋元六景图册》《摹天籁阁宋人画册》，已到夺古乱真的境界。时人称其“凡唐宋名笔无不临摹，皆有稿本，其规仿之迹，自能夺真”。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评价仇英：“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谓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也。”仇英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严谨周密、刻画入微。他作画十分刻苦，创作时，即使窗外鼓乐喧天，也不入其耳。仇英的天资，加上对众多名家作品的揣摩、临摹，奠定了他深厚的功底，以及对“南宋院体”风格的传承。然而，这并不足以成就仇英，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融诸多名家所长而自成风格，并非只专注于摹古。就技法而言，仇英善青绿却不因“专工细密”而流于俗气，“细笔”之外，也有遥接李唐、马远“粗简”水墨的味道。仇英的青绿山水主要承袭宋代赵伯驹、赵伯骕和刘松年，不单有精工浓丽的“大青绿”，也有雍雅、兼工带写式的“小青绿”。他的画作将工笔重彩和青绿山水画加以雅化，精美严整之中投射出古雅之美。仇英的“大青绿”多为当时画家所不及，精工艳丽而又秀雅，没有富贵之气，即使文、沈也不能与之匹敌。《桃源仙境图》《玉洞仙源图》《桃溪草堂图》等均为“大清绿”的代表作，“设色青艳醒目，色彩之间互不混杂而透明感强”，山势、树形和人物分布有致而颇有气势，画面尽显古雅。这明显得益于他高超的摹古技法，兼对前人古法的参悟。以《桃园仙境图》为例，画面中峰岫叠出、云雾缭绕、溪泉潺潺，宫殿楼台巍峨魁伟。在艺术表现上，勾勒精工，不论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还是人物的动态和表情，都描绘得细致入微，严谨工细。通幅青绿着色，色彩艳丽雅美，显示出了画家精深的人物和山水表现能力。《莲溪渔隐图》《秋江待渡图》，则是仇英将“小青绿”纯熟运用的典范，他将青绿画法和水墨技法融合，画面平远，清疏旷远，仅局部着色，整体气质偏重柔和明朗，显得风雅清秀，更合乎文人的审美趣味。

　　竞相购藏的传世之作

　　董其昌称赞仇英“十洲为近代高手第一”，他的作品历来备受鉴藏家的珍视，当时江浙一带的达官贵人、收藏大家趋之若鹜，竞相购藏。仇英的一生，极少敷衍之作。其传世真迹，现多为国内外博物馆所珍藏，民间流传者多为伪作。在当今的艺术品市场上，仇英的精品真迹被众多投资者所追捧。2007年中国嘉德秋拍中，仇英的《赤壁图》以7952万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书画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清人吴升在中国书画著录书《大观录》中分析了仇英名列“明四家”的原因，称其除了经受历代名画的洗礼之外，还由于其作品的“购者愈多，声价愈重，即侪三家而上之”。而我们能看到的是，仇英的成名之路充满了苦学的痕迹。他存世作品不多，但其中不乏繁复工致的长轴大卷，像《蛮夷职贡图》《浔阳琵琶图》等。文徵明称赞他的画“无处不精妙”，然而其创作也需付出巨大心力，耗费无数心血，需经年累月方可完工。也许是出身的缘故，仇英对文人生活的关注体现更多的是追求，而不像沈周、文徵明那样可以平和地享受。这种全情的投入和追求，使他能与当时的名家齐名，跻身中国画坛名家之列。仇英所处的时代，画坛盛行复古与拟古之风，画家对传统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从而在创作上形成了“集大成”的目标与追求。因此，仇英以古人为师的习画之路和集大成式的创作态度符合当时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故其作品能够得到后世的认可。（张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