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贴近时代、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其创作是建立在真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是以文学的艺术手法来报告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人物。

　　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主要反映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作品所描述的社会生活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其中蕴含的人性光辉、人文关怀，如今读来依旧使人震撼，发人深思。文学是历史的侧面，往往从文学中能够看到最生态、最细腻、最生动的历史真相。《包身工》是那个时代与社会变革的产物，生动而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通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它与中国当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报告文学《包身工》 资料图片

　　好的文学作品能真正触及社会的灵魂。在特殊的年代，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作者都需要巨大的勇气。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环境极为特殊，作家要深入生活现场，所付出的艰辛与惊险，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可想而知。夏衍凭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在黑暗中探索光明。

　　在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写？写什么？为什么要写？思想感情的着落点和创作的立足点在哪里？《包身工》这部作品树立了一个榜样。作者的思想感情是站在同情社会弱者的立场，创作的立足点面向平民，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时候，恰恰是在这些所谓的“小人物”身上最能够体现出人性的光辉。作者通过对“小人物”的深入观察、细腻体会和用心描写，使得“小人物”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凸显成为“大角色”。

　　《包身工》充满感情、带有温度，其旋律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博爱。这种爱积蓄了力量，震撼读者的心灵世界，点燃读者的情感火焰。作者笔下散发出博爱情怀，对女童工有着深切的同情，对她们遭遇的不公和悲惨命运进行直接揭露。夏衍的笔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着那个时代的“脓疮”，对那个社会进行“刮骨疗毒”，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以形象的方式记录下来，他要告诉世人那里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真相，进而呼唤善良的人起来抗争。1959年，夏衍在《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中写道，他“感到‘灵魂的震动’”“感到愤怒”“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

　　《包身工》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作者饱含真情之外，还在于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文章是这么开头的：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

　　这段文字，简洁有力，无论是语言描写、环境描写、动作描写，都注重细节的刻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包身工》充分运用和借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等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有些评论家甚至把《包身工》作为小说来研究。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得益于夏衍创作上的多元化。他不仅仅是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家、戏剧家。创作《包身工》时，他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衔接得恰如其分。尤其是小说手法的运用。他着重描写了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如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通过对他们的刻画，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除了人物描写，值得研究的还有他对写作对象生活场景还原式的描绘，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线索，串起一个个场景，结构严谨，情节生动，画面具有冲击力，特别是某些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如包身工们早晨喝粥的情景描写，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写实性。

　　报告文学创作，如果不是基于对社会的真情实感，不是基于发自内心深处的召唤，那么作品就是苍白无力的。在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无数或激动人心或发人深省的事件不断上演，作家也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火眼金睛”。无论是讴歌时代，还是记录社会，报告文学作家都要为社会的进步贡献文学力量，以有温度的作品感动读者，进而凝聚人心，激发更大的前行动力。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