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治学门径的我，曾于撰写论文时使用“四库本”。对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版本”是极重要之事。在古书的长期留传中，不同版本质量差异很大，一般称好的版本为“善本”。当时我以为“四库”声名在外，必然值得信赖；然而导师却“善意”地提醒我：千万不要再用这个版本了，它的讹误并不少。

　　这件事引起我的疑问与好奇——“四库本”为何质量不佳呢？直到我读到美国学者盖博坚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方知关于“四库”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著，颇有些意味深长之处，值得“咀嚼”。

　　“四库全书”项目的缘起，系大臣朱筠奏折。乾隆帝于1771年诏谕，决定开展这一项目，1773年设立专门机构，前后700余人参与，历时22年，共录图书3000多种，计36000余卷。乾隆在康熙、雍正两朝基础上，适时地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加以任用。主要表现是推行官方学术，针对整个学者群体，看重朝廷与其关系。

　　从编纂动机看，清代帝王虽是满族，但自皇太极以来，都极度重视学习汉文化，这一点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乾隆是一位自视甚高的领导者，自诩才华拔群，平生诗作四万余，爱好古玩，他一直企图在文化修养上超越明代，乃至超越前人。他的雄心壮志更体现在——标榜自己的文化成就，实现思想政治统一。

　　除个人追求外，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国家在学术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著述和统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可上升至“道统”与“政统”的辨析。一个政权的“正义”，并不纯粹源自民族出身，而是“道德仁义”，“四库全书”正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德者居之”的观念，恰恰有巩固满族统治的意义。

　　从编纂过程看，采集图书靠地方设置书局，书局设置的地方教官，一般由举人担任。藏书家将藏书带到书局，国家会视情况回馈一些报酬。不过，藏书家也害怕书籍上缴刊印导致书籍跌价，后来，也确有馆阁人员私自抄本外卖的情况。

　　“四库全书”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最核心的是：进度过快。据统计，由于皇帝要求的时间急迫，进度异常紧张，编纂人员每人每月需要阅读2000至3000页书籍。更“危险”的是，四库馆臣业绩由辑佚和整理的图书数量决定，质量和重要性倒成为次要追求。这显然不是严谨做学问的态度。皇子永瑢曾上奏反映“进度太快”，于是后来又制定规则，对出现及发现错误的地方，分别进行奖惩，然而因为奖惩力度不够，所以效果不佳。

　　从编纂人员看，“总纂官”亲自编纂，是所有馆臣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比如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因为乾隆欣赏他的学识和文笔，命其撰写“提要”；更高一级的“总阅官”负责全局工作，系纯粹监管职责；最高级的“总裁”是王公贵族，只挂名而已。“馆臣”是“四库全书”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四库”伊始，馆臣共50人，40人供职翰林院，23人是翰林学士，中位数是31岁，年龄较大者如戴震等，系学术地位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才华、人际交往、行政能力是清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四库全书”的委任使翰林学士有更大几率、更年轻达到三品及以上的官职。这些人的政治生涯不是直接受“四库”影响而上升，而是获得“叙议”的权力，即晋升的机会。此外，被任命为馆臣，意味着能引起权力核心军机大臣的注意。

　　从编纂审查看，大致分三个阶段，1772至1774年，采集图书少有毁禁；1774至1780年，审查运动迅速开展，违禁图书定义不明确，举报图书回报很高，很多人开始告发，夸大其词，势头猛烈；1780至1796年，中央政府介入，系统鉴定和采集书籍，尽量减少社会动乱。

　　有观点认为，“四库全书”导致“文字狱”爆发。应当说，“治罪”行为确实大量存在，但动因绝非皇帝单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辖制。所谓“文字狱”至少分三类，其一，官员竞相采集禁书，竞争政府职位。乾隆对禁书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曾认为江西巡抚海成查禁图书之事“办得好”，海成的策略就是支付两倍价格收可能的“禁书”，于是江南各地官员效仿，其下办事官员更是不遗余力。其二，巡抚通过“花招”，避免皇帝谴责。比如王尔扬和黎大本的案例，很可能是巡抚为完成皇帝催促，报告大量意义不大的案件，保持办事高效的形象。其三，地方绅士通过举报，开展报复。所有案件中，士绅互相指控占三分之一，60%导致定罪。知识分子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促成这项骇人的运动，单纯以种族差异、思想辖制定性“四库全书”导致的案件，实在过于片面。

　　盖博坚认为，“四库”编纂体现了乾隆晚期的治理风格：将事物委托给相对较少的人，让这些人亲自对措施的成败负责。“四库全书”这般国家重大项目，是乾隆派给军机大臣的诸多重大活动之一，投入大量资源。但这类项目，体现了不耐烦的皇帝和过度扩张官僚体系的困境：要么承认自己无法执行皇帝意图，带来灾难性后果；要么隐瞒失败，可能被揭发受到责罚。这是时代政治氛围带来的弱点。

　　“四库全书”文化价值有限，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乃至被视作毁禁图书的罪恶暴行。其用意固然是为统一思想，而非学术发展；是政府工程而非个人项目。但笔者不认为这是它最大的问题，这一事件更值得反思的是——乾隆急于求成的性格，以及炮制好大喜功文化工程的行为。本质上，它和营造宏伟建筑、发动无用战争同属一类，都是统治者“想当然耳”的举动，为自己所谓“名垂青史”的虚妄，急功近利，刚愎自用。（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