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的江城，节气将至白露。虽然正午时的炎阳仍如夏季一般火热，但清晨的微风已带有几分凉意。夏天迟迟不肯离去，但秋天的脚步，还是如期而至地来了。

　　感岁时变化，随手翻阅了些典籍，将我所著的《身边的二十四节气》里与秋令相关的内容，与读者分享如下。

　　先秦时，我国历法有周历、殷历、夏历的“三正”之说。古人为度量日、月、行星的位置与运动，将天黄道附近的一周天十二分，依次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代之，称“十二辰”。一年中，北斗七星的斗柄依次指向“十二辰”，据之确定一年的十二个月，称为“月建”。所谓“周历建子、殷历建丑，夏历建寅”，即是说周历以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夏历则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样一来，周历、殷历的正月，分别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春秋战国时，各国历法不一。《诗经·豳风》中，《七月》诗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七月、九月”即为夏历秋季；而“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等，“一之日、二之日”则为周历的一月、二月，为冬季。秦统一后，改以夏历十月为岁首。西汉初年，沿用秦历。至汉武帝时颁布“太初历”，恢复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夏历的一年始于春而止于冬，更加符合四季变换与农业生产，也是现在所谓“农历”的前身。

　　夏历一年四季，每季三月依次以孟、仲、季称。早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就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秋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约成书于西汉的《礼记·月令》中说：“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在这个月中，立秋之日，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西郊举行迎接秋季的祭祀典礼；新谷收获，各地官员督导秋收、完善堤防、修缮宫室、加固城郭。

　　“仲秋之月，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在这个月中，秋分之日，日夜均分，雷声自此收敛，蛰虫准备冬眠；百姓挖掘菜窖、修补粮仓、收存谷物、储存蔬菜、播种冬麦。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花，豺乃祭兽戮禽。”在这个月中，各种农作物要全部入仓并登入账册。清晨开始降霜，草木黄落，农人离开田地，百工休息，人们进入树林伐木烧炭，以备冬用之需。

　　在上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立秋”和被称为“日夜分”的秋分两个节气，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处暑、霜降等节气，却没有见到。这是因为，今天的“二十四节气”，在历史上并非同时确定，而是逐步形成的。

　　《礼记·月令》中，明确提到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加上仲春、仲秋两个月中的“日夜分”和仲夏之月中的“日长至”、仲冬之月中的“日短至”，共有八个节气，是古人最早认识到的节气。《左传》中，僖公五年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是说春秋时，国君于分、至、启、闭八个节气之时，都要登台以望天象，占其吉凶而书之。《左传》一书，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吕氏春秋》为秦国宰相吕不韦主持编纂，可见最晚在战国初年，历法中的分、至、启、闭八个节气，已经形成了。所以《诗经·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写虽为秋景，却非“白露”节气景象。而到了相传为汉淮南王刘向主持编纂的《淮南子》中，所记载的二十四节气，就与后世完全相同了。

　　寒来暑往、昼夜晨昏、月相盈亏，是古人生活中感受到的重要周期现象。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仅是自然的消长周期，也是先民的生活节律。中国的传统历法不同于西方，以“阴阳合历”的方式兼顾四季轮回和月相盈亏，再以“纯阳”的二十四节气反映季节变化和自然物候，在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较之现行的公历，确有优越之处。

　　人类是自然的孩子，过去和未来都是这样。今天，过度的工业文明和虚拟技术营造出一种人类可以高于自然的假象。以节气为桥梁，重拾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意义，不止“风花雪月”而已。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仲秋时节的武汉街头虽仍是绿树成荫，但香樟、乌桕、苦楝，硕果早已挂满枝头。城市路边的枸骨、火棘，郊野山林中的菝葜、白英，随着秋意渐浓，果实也将变成鲜艳的火红。这些果实，虽不是人类的食物，却是冬季候鸟的口粮。

　　曾是疫情中心的武汉恢复了往日的熙攘与宁静。此时的秋天，似乎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珍惜。（刘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