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先生是“九叶”诗人中的常青树，创作和思想的活力一直旺盛不衰。她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借由西方后现代的语言理论，质询白话文运动“反传统”姿态对新诗的负面影响，在当年反思激进主义的思想氛围中，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新诗乃至文学研究的圈子之外，对话者、辩难者不在少数。有年轻一代先锋诗人就正面回应，提出新诗与“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继承与转化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具有决定性，因为新诗的“现代性”恰恰体现为传统之外对“另一种审美空间”的追求，甚至断言：新诗本身已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样的争议对于新诗而言，当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古典诗歌的审美系统中破茧而出，新诗与传统的所谓“断裂”，既是它的起点，似乎也构成了某种历史的“原罪”，有关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保守与先锋、“中国性”与“非中国性”的争执，后来也一直不绝于缕，内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问题结构，制约了、也激励了百年新诗的历史展开。从这个角度看，郑敏先生的质询，并不外在于这样的问题结构，甚或可以看做是这一结构性张力在“世纪末”的又一次显现。这本“小书”收录的长短文章，一多半都是写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记录了她一个时期内在这个向度上密集的思考、持续的掘进，其中的观点和论述方式，多有重叠，也能见出其心情的急迫、恳切。

　　作为一位上世纪4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郑先生在晚年为何重提传统、重新“发现”传统，且苦口婆心、反复申说，这当然不简单是一种态度的翻转，也并非是受“时潮”影响，而是有其内在脉络，也是出于对当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关切。根据郑先生的自述，她的诗歌创作有两个高峰时期：一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跟随冯至等先生习诗，向往诗中的哲学境界，开展出独具个性的智性书写；二是在80年代中期，诗人重访美国，译介美国当代诗，研究解构主义，意识到要“竭力避免理性逻辑，而让积淀在我的无意识中的力量自己活跃起来”，因而有了新的觉悟，写出系列组诗《心象》。应该说，这第二次写作高峰的重临，不只是一种“归来”，更多是艺术上的一次自我突破、转换，而且与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当代先锋诗潮，处于一种同步与共生的关系之中。或许正因如此，对于年轻一代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诗中透露的文化意识，郑先生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她的“传统”之论，也并非干燥的学院讲章，而是时刻针对当代诗歌的种种问题、弊病，洋溢一种对话的热情。

　　郑先生提到，在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卞之琳和冯至这两位老师，在诗风上分属“英德两系，各不相干”。如果说卞之琳的诗，偏于英法的现代主义，比较能用机智的巧思，处理繁复的现代经验；而冯至的写作，则更多亲近歌德和里尔克的风格，兼具艺术性与哲理性，又内涵杜甫的人间情怀。从文学走向哲学、又回到文学的郑先生，不知不觉中似乎更欣赏冯至含蓄隽永，又带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品质的写作。她常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诗歌与哲学是近邻”，以哲学精神为底蕴，以人文思想为内在经纬，寻求一种生命意识的完整表现、一种古典的造型之美，这或许是郑敏先生评价“当代”，回溯传统的一个基点。

　　因而，对于20世纪艾略特一路蒙太奇式的现代美学，郑先生虽有深入的体认，但从内心的趣味上讲，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对于当代诗坛上五花八门的“实验”、“创新”，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泛滥的所谓中国式的“后现代派诗歌”，更是持一种检视、批评的态度，认为反抒情、反诗语，写日常、泛散文化的倾向，会让诗歌变得平庸、琐屑，而一味追求“个人化”也会导致精神天地的狭小。引入传统的维度，郑先生不厌其烦地谈古典诗歌的境界、格律、辞藻、结构，看似常识的重申，处处聚焦于当代的“纠正”，或者说以传统为论说的场域，目的在于打破新诗现代性的迷思，指向了一种新诗发展前景的热烈期待。

　　当然，从某种“局内人”的角度看，郑敏先生对90年代之后的当代诗歌，似乎还少了一点近距离的同情，所谓平庸化、浮泛化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全部，90年代之后的当代诗歌也不乏从个人的角度深入现实、深入历史的努力。但抛开具体的现象评价，单一的、逐新趋异的“现代性”逻辑能否继续支撑新诗的展开，当代诗如何在更开阔的文化与历史视野中想象自身的前途，这些确实是诗歌写作者、批评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郑先生谈新诗与传统，同时也谈诗的文化责任、历史位置。在《诗与历史》等文章，她对于后现代与后工业社会带来诸多弊病，对于高新科技、全球化导向的新的战争与奴役以及以诗为代表人文思想往何处去的困惑，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由诗及文化、及历史、及人类的整体处境，对诗之文化使命、历史意识的重申，在我看来，这是郑先生这一代诗人、学人浓郁人文情怀的一种表达，也是她经由“传统”反思“当代”更为深层的要义。

　　论及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新诗的历史与未来，郑先生着眼于大处，寄怀深远，但不能忽略的是，她对具体诗歌作品的细读、品鉴，也尤为精彩，如对弗罗斯特诗中“高层建筑结构”的阐发、对穆旦诗中矛盾张力关系的揭示，以及对冯至《十四行集》音乐性的讨论，都堪称经典。郑先生是英美文学专家，对于20世纪的现代诗学和批评理论，有相当纯熟的把握，她的解读能深入到文本的肌理之中，提炼出诗意生成的独特结构。这种现代诗学的眼光，也延伸到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分析中。被“大家小书”《新诗与传统》中收入的多篇文章，都围绕着“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习什么”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结合具体作品，非常细致探讨了古典诗歌在境界、结构、辞藻、音乐性、画面性，色彩、炼字等方面的审美特质，即便只是常识性的谈论，也往往暗含了一个现代诗人的独特洞察，赋予经典的诗篇、名句一种新的现代气息。

　　郑先生多次论及古典诗歌的“境界”。她认为“境界”，是一种伦理、审美、知识混合而成的对生命的体验与评价，是一种民族心灵的呼吸。她说诗歌如果缺少了“境界”，缺少了有形又无形的呼吸，便会“顿失光泽，只是一堆字词”。郑先生自己的文字，饱满酣畅，就保持了一种青春的光泽，也有一种舒放自如的呼吸之感，并非出于一种淡漠的专业心态，时刻跃动鲜活的写作经验，也传递了对诗歌文化的信心。在郑先生看来，新诗应该立足广袤的人文精神，不断汲取传统的甘泉，这样才能有更远大的前途；那么由这样的汁浆内在滋养，于语言的枝头，不断绽放感受与思维的新芽，无疑也是“新诗”之“新”的美德所在。（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