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镜中》被视为张枣的代表作，评论界认为它鲜明地亮出了张枣的诗歌方法论。用张枣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方法论就是“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

　　《镜中》写于1984年，那时张枣23岁，考入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在四川，青年诗人们像红汤火锅那样热腾滚沸起来，忙于假想或实际的诗歌江湖……” （陈东东《亲爱的张枣》）。张枣进入了这个磁场，很快也成为了一个磁极。

　　张枣少年早慧，16岁就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专业，20来岁就在诗坛成名。写出《镜中》之时，张枣对新诗创作及理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围绕着“现代性”的追寻，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张枣继续向着新诗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思考。

　　《现代性的追寻》的副标题叫“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为什么时间点放在1919年呢？因为，张枣曾将“对‘现代性’的追求”称为“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谈论中国新诗离不开新文化运动这个大的背景。新诗在当时被称为白话诗，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启蒙色彩，就是与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回顾新诗的历史，有破坏，有建设，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诗的成熟伴随着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加深，对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的移植及借鉴，然后再经过内部艰难的消化、吸收和新的传统的构建过程。

　　张枣认为，“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使得写作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这是现代诗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胡适的《尝试集》是公认的首部白话诗集，但在张枣看来，这一标志没有出现在《尝试集》里，鲁迅的《野草》反而更加符合。张枣致力于重新阐释《野草》，认为它是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

　　张枣用“现代性”的视角把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诗人重新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诗人由早期的文学先锋组成，以鲁迅为代表。第二代囊括了李金发以及其他的一些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比如冯至。第三代包括了戴望舒、卞之琳、废名跟其他的“现代派”。第四代主要由1940年代的诗人构成，比如穆旦、郑敏、陈敬容等。这些诗人既具有个性又有共性地探索着新的诗歌形式，来配合他们的诗的主体性表达。

　　张枣曾经说过，“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他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84年与柏桦的相识。1985年早春，北岛走进张枣的宿舍，那是另一段恒久的友情的开端。张枣去世之后，陈东东在纪念文章里，把《镜中》形容为“知音之悦”，映照以印证，以构筑起超物理维度的精神空间，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更广大的意义上，《现代性的追寻》或可视为张枣超时空的一场场诗的“知音之悦”。（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