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不乏有着清醒头脑、政治智慧的女性。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孙策、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

　　吴太夫人正式出场，是在小说第二十九回中。孙策因想破除民间宗教人士的影响，多次欲杀死道士于吉。可现实中，于吉到处，不但百姓焚香跪拜，连孙策身边的诸将都“互相耳语，纷纷下楼”“欲往拜之”。在这种情况下，孙策采取大棒政策，显然忽视了得民心的重要性。吴太夫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劝孙策“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她并没有强调于吉有多么神奇的法术，而是告诫孙策，贸然杀掉这样一个人，会失掉民心。

　　事实上，孙策并非不怕鬼神。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吉是有着畏惧感的。于吉被杀后，孙策在幻觉中看到他徐步而来，欲拔剑斫之却昏倒在地。深深了解儿子性格的吴太夫人，觉察到了孙策的这种心病，遂千方百计地进行疏导。一方面，劝诫孙策要信鬼神；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今可作好事以禳之”。吴太夫人还派人在玉清观设醮，让孙策亲自前往拜祷。但此时的孙策，不但有心病，还身负箭伤，逐渐支撑不住、精神恍惚，以致毒疮迸发，心衰气竭而亡。

　　孙策临死前，嘱托母亲对孙权“朝夕训之”，“父兄旧人，慎勿轻怠”。显然，她对吴太夫人的德能是十分了解与肯定的。儿子病重，吴太夫人十分悲痛，但并没有方寸大乱，而是保持着理性。她问孙策：“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当复如何？”孙策听罢，留下如是遗言：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孙策死后，吴太夫人将他的遗嘱告诉了周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吴太夫人在江东的重要政治地位。

　　小说第三十七回，当曹操命孙权谴子入朝随驾时，孙权对这件事犹豫未决，吴太夫人出面，“命周瑜、张昭等面议”。张昭认为应当随驾，周瑜则认为以江东目前的力量“有何逼迫而欲送质于人”，并且“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连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则见制于人也”。吴太夫人认为周瑜的建议比较正确。接着，孙权便听从了周瑜的建议。“谢使者，不遣子”，吴太夫人协助孙权采取的这一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抗衡曹操，独立建国，成为孙吴政权后来的发展方向。

央视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陈红饰演貂蝉

　　吴太夫人听从孙策的遗言，尽心扶佐孙权。事实也证明，“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是正确的用人原则。吴太夫人十分明白善用能臣的重要性，直至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这一点。小说第三十八回，吴太夫人病危，召来了周瑜、张昭二人，嘱托说“望公等同心助之（指孙权），吾死不朽矣”。同时，又嘱咐孙权“汝事子布、公瑾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后来，孙吴政权的壮大与发展，都与这两位能臣有着密切关系。

　　小说最末一回，作者似乎有意交代了一个情节。当吴主孙休去世，丞相濮阳兴与群臣对立谁为太子而不能决断时，濮阳兴“入奏朱太后”。没有主见的朱太后回答说：“吾寡妇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于是，濮阳兴等人立了孙皓为君。孙皓为人凶暴，“酷溺酒色”“不修德政，专行无道”。濮阳兴等人劝谏，反被孙皓灭了三族。孙皓的上台，最终导致吴国的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吴政权的兴起与吴太夫人的德能有着直接关系，而孙吴政权的覆灭与朱太后的无能亦有着直接关系。

　　《三国演义》中，在政治风浪中拥有沉着心态、高超智慧的女性，还有孙权的弟媳徐氏。她在丈夫被奸人害死，自己又被奸人觊觎的情况下，沉着应对。她先是以“夫死未几，不忍便相从”的言辞稳住奸人，还特意订下了成亲的时日，麻痹对手。然后，秘密召来丈夫的心腹，让他们一面向孙权报信，一面配合自己订下的计策，按计而行，最终杀死了奸人，替丈夫报了仇。在整件事中，徐氏丝毫没有慌乱、胆怯与认命，而是用胆略与对手周旋，表现出了少有的政治智慧。

　　小说中，还有一类甘当人梯、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为了自己所认可的人或事而献出了躯体乃至生命，表现出了以大局为重的政治智慧。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就是貂蝉。董卓的暴虐行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之，成为一项正义事业。王允想以“美人计”离间董卓与吕布，从而除掉董卓。貂蝉是王允家的歌伎，慨然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从书中可知，貂蝉之所以表示“万死不辞”，主要是为报答王允的恩养，并没有多少“济天下苍生”的觉悟。虽然如此，貂蝉的所作所为，亦不失为一种舍生取义。另外，刘备的妻子糜夫人也是这样的女性。她为了保护刘禅，为了不拖累赵云，投井自杀，用生命换来了刘禅的安然脱险。

　　纵览《三国演义》可以发现，书中的女性观多数情况下偏于保守与落后。但值得指出的是，全书在论及政治斗争时，并未回避女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只不过由于时代的限制，女性没有成为中坚力量。因此，小说不可能大量论及身处政治斗争环境中的女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窥见女性独特的政治智慧。（段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