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班牙导演路易·布努埃尔诞辰120周年，十月中的“西班牙电影大师展”让上海观众和布努埃尔重逢。布努埃尔晚年的名作《维莉蒂安娜》《白日美人》《女仆日记》《朦胧的欲望》陆续在这些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过，这次“西班牙电影大师展”选择的《黄金时代》《被遗忘的人们》和《犯罪生涯》都是他在西班牙之外拍摄的作品，拍摄《黄金时代》时，他是巴黎超现实主义团体里的叛逆青年，《被遗忘的人们》在欧洲放映时，移民墨西哥的导演在故乡早已是 “被遗忘的人”。这两部作品在布努埃尔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艺术层面的完成度和挑战力，它们也牵系着布努埃尔曾经历过的从希望到幻灭、从野心勃勃到流离失所的那些年，那些混乱破碎的时光是布努埃尔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美是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

　　拍摄《黄金时代》前后的布努埃尔，正处在他的“金色年华”。《一条安达鲁的狗》取得巨大成功，不到30岁的布努埃尔被巴黎活跃的超现实主义团体接纳，他决心“不惜一切地走超现实主义的道路”。不愿接拍商业片，又不好意思开口问母亲借钱，就在布努埃尔几乎决定放弃以电影为职业时，他意外得到一位法国贵族的资助，对方很喜欢《一条安达鲁的狗》。

　　当时布努埃尔已经有一部影片的构思，设想了20多个片段，比如，满载工人的大篷车穿过贵族之家金碧辉煌的厅堂，父亲用猎枪打死玩闹的儿子，神父被从窗口扔出来……他给这部构想中的影片取名《黄金时代》。作家布勒东曾用一个意象描绘超现实主义的美学信念：“美是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偶然相遇。” 《黄金时代》呈现的正是这样的美学意趣，布努埃尔制造的仿佛是一系列无理性画面的拼贴，他在一幕接着一幕的画面里抛弃了戏剧的逻辑，却创造了画面自身的节奏和韵律。

　　当然，《黄金时代》里存在着一条粗疏的情节线，就是一对情侣渴望在一起，但他们不停地被打断、被分开。这是一部简单且直观的电影，布努埃尔始终在呈现一种疯狂的爱情，身体对身体的吸引，个体无法抗拒的冲动，在伦理秩序中，欲望不断受挫，一个男人走向一个女人的同时那个女人也走向他，但他们就是不能结合。导演让汹涌的欲望直接地出现在画面上，意象宛如利刃割开银幕。

　　这部电影很快便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也飞快成为一桩惊天丑闻。保守派如临大敌，他们害怕的不仅是诚实的情欲，更有男女欢爱的天性敲响欧洲传统价值的丧钟。很多年后，《黄金时代》里围绕着受挫的欲望产生的情境与意象，在《泯灭天使》《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朦胧的欲望》这些影片里再现。而在1930年，布努埃尔让《黄金时代》成为一则来自超现实主义阵营的尖锐檄文：“我们的道德另有标准，我们赞扬激情、迷惑和深渊的诱惑。”他的影像毫无顾忌地嘲讽欧洲“人上人”的冷漠和麻木，认为当时法国的整套社会结构充斥着龌龊的伎俩，他厌恶那个野蛮的、不平等的、人剥削人的社会，试图在修辞层面摧毁它。这触怒了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导致《黄金时代》在法国隔绝银幕50年。

　　布努埃尔以为《黄金时代》能吹响超现实主义行动的号角，结果，那场雄心勃勃的变革没有发生就被扼杀。当作家布勒东、画家玛格利特和马克斯·恩斯特这些人在巴黎的咖啡店里接纳布努埃尔时，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创造新型的文学和造型，也不是开创新的哲学，而是渴望社会变革，改变生活。暮年的布努埃尔在他的回忆录里痛苦地写下：“超现实主义在次要方面取得成功而在主要方面失败了。超现实主义光荣却漫不经心地进入了文学和绘画的编年史，可是，艺术上的承认和文化上的成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不重视的东西。我们最迫切的愿望是破灭的，我们失败了。”

　　“一个往日的梦在眼前变为现实，它带给我的却是悲哀”

　　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导演时，30岁的布努埃尔没有预见到他和同伴的理想将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碎裂，也没有想过“毁灭旧秩序”这个天真的白日梦照进现实以后，他遭遇了无尽的恐怖和悲哀。

　　1930年秋天，好莱坞大户米高梅公司的驻欧洲代表看过《黄金时代》后，居高临下地指点布努埃尔：“我建议你去好莱坞学点技术，看看如何拍电影。”于是，一纸合同把导演送去洛杉矶当学徒。他得到米高梅片厂的一张高级通行证，可以出入任何拍摄场地，而实际上由于他不会英语，无法与人交流，他第一次进嘉宝的拍摄现场就被工作人员赶了出去。这“学徒”自暴自弃，过了游手好闲的四个月，不再涉足拍摄现场的他在“后院”发现了乐趣。“后院”是片厂制作特效和大场面的置景区，高质量的特技制作让他记忆深刻，“一切都可以发生，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然而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有机会用高耗费的特技 “重造世界”，若干年后在墨西哥，他一次次地用极低廉的预算创造“腾空于现实的梦幻世界”。

　　布努埃尔“不务正业”地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制作出一张他一辈子引以为傲的“美国电影一览表”。他罗列出“环境” “年代” “主角”这些变量，参透了好莱坞电影“精确而机械的编辑方式”，这套制表图不仅能把好莱坞电影的情节推理得细节对应，还能统计出女主角命运走向的大数据。他藐视好莱坞刻板严格的游戏规则，在卓别林家的圣诞聚会上，他惊世骇俗地糟蹋了那棵披挂浮夸的圣诞树。当他满不在乎地踏上返回欧洲的远洋轮时，他不知道自己将泥足深陷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西班牙内战爆发，诗人洛尔卡的死讯从格拉纳达传到马德里。挚友洛尔卡的死，让布努埃尔尝到理想幻灭的苦涩。“一个往日的梦在眼前变为现实，它带给我的却是悲哀。”

　　在绝望消沉的心境中，布努埃尔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的副手。他的重要工作是在使馆张罗迎来送往的名流晚宴，注意“立场相对的阿拉贡和布勒东不能坐在相邻的位子”。以外交官身份觥筹交错的日子里，布努埃尔反复目睹不同程度的阴谋和权力者之间的交易，让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眼看着希望破灭。”

　　“我从未拍过一个与我的信念相悖的场景”

　　1939年，布努埃尔在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提议下，尝试和好莱坞合作，为摇摇欲坠的政府争取到支援。但是当他抵达洛杉矶时，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接到官方禁令，一切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影片被叫停。随后，弗朗哥上台了。

　　滞留美国的布努埃尔在纽约和洛杉矶之间度过了流离失所的数年。在好莱坞做零工时，一位故人邀他回巴黎拍摄一部洛尔卡作品改编的电影，他们途中取道墨西哥城，得知改编版权被竞争对手高价买走。

　　这位多年没有机会拍摄电影的导演被无常的命运带到墨西哥城，他漫无目的地停留在陌生的城市里，意外认识了一位制片人，对方问他：“你愿意留在墨西哥吗？” 1946年，如浮萍般飘荡数年的布努埃尔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他获得了墨西哥国籍和一份稳定的导演工作。此后的18年，他拍了20部电影，其中18部是用西班牙语拍摄的，演职人员都是墨西哥人，拍片周期控制在18—24天。有两年，他甚至一年里拍出三部电影，因为要靠不断工作来维持家用收入。他的这些电影，既有不得不接受的命题作文，也有捉襟见肘的贫穷电影，得到的评价不一，但他在生命尽头骄傲地说出：“我从未拍过一个与我的信念和个人道德观念相悖的场景。”

　　《被遗忘的人们》是布努埃尔在墨西哥立足后，第一部拥有创作主动权的作品。当时他很欣赏德·西卡的《擦鞋童》，就接受制片人的提议，拍街头的孩子们。但《被遗忘的人们》走上了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一生都唾弃发达资本制造的规则和结构，但是在《被遗忘的人们》中，他转而用意识流的梦境画面深入人类更普遍的欲望和精神世界，比如小男孩佩德罗梦境中流血的笑脸，比如劣迹斑斑的少年贾巴临死前看到癞皮狗仓皇奔逃……

　　《被遗忘的人们》在墨西哥上映后褒贬不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帕斯在戛纳影展期间热情支持导演：“布努埃尔的影像精准如钟表，迷幻如梦境，激昂如流动的火山熔岩。现实是如此的难以承受，艺术家只能用梦来再现。”《被遗忘的人们》在欧洲大获成功，布努埃尔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导演，阔别巴黎十余年的他故地重游，这是超现实主义的幸存者从被遗忘的国度归来——

　　《被遗忘的人们》勾连起20年前毁誉参半的《黄金时代》和20年后的天鹅之歌《朦胧的欲望》，布努埃尔一生恪守了超现实主义的美学信念：自由地探索人的内心世界，诚实地倾听内心深处的呼唤。（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