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相比其他文类，以记录时代精神为己任的传记文学，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进一步总结科学家传记创作与研究经验，近日，由中国艺术院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家传记创作现状及其得失”学术论坛在京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作家、出版人就相关话题展开了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科学家传记创作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作为传记文学的一个分支，“科学家传记”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创作热潮，近20年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数量有数千部之多。另一方面，传记文学创作也存在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急就章多，缺乏精耕细作的水磨工夫；传记作者对科学工作不了解，高水平作者缺乏；传主选择面窄，只关注著名科学家等问题。弘扬科学家精神，是时代赋予传记文学的使命，要进一步拓展科学家传记写作的思想艺术空间，加强作者队伍建设，健全理论评论体系。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展认为，当前中国传记文学创作形成了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科学家传、外国科学家传和科学家影视传记四股创作潮流。在弘扬科学家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等方面，郭久麟的《袁隆平传》、桑逢康的《吴孟超》、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徐光荣的《蒋新松》、叶依的《你好，钟南山》、徐鲁的《屠呦呦》等作品为科学家传记写作提供了典型范本。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为，科学家的一生与众不同，在生命生活外，还具有“科学人生”的历程。每位科学家又拥有三个世界，包括现实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科学家传记相比其他人物传记，在写作对象、主题立意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从中国科学家传记的源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入手，分析了司马迁在写作中运用的多元叙事策略。她认为，科学家传记写作要想抵达读者，需要在叙事手法上深入开掘。《史记》在2000多年前已将春秋时期名医扁鹊和汉代名医淳于意的形象塑造得“有骨肉、有血脉、有情怀”，留给后人无尽启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认为，要进一步厘清“科学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拓展科学家传记取材范围，注重为社会科学家和从事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立传。

　　成立于2020年1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目前已在传记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传记文献整理、传记批评、传记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未来将致力于学术前沿问题跟踪、研究，为中国传记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张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