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有位作曲家说：“人们不需要为了享受鹅肝而去了解鹅。”同样的道理，钱锺书说得更透彻。一位读者很喜欢钱锺书的作品，想要登门拜访他。钱锺书婉拒：“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大师很谦虚，但是不合常理，看书毕竟不同于吃饭。一位读者看了一本很喜欢的书后，很自然地就会想了解作者其人其事。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现代作者对署名权非常重视，对侵权行为非常痛恨，但中国古代的作者好像并不这么想，因为很多古书都不写作者的大名。

　　《周易》的作者是谁？司马迁说是周文王，现在看并非如此。《诗经》三百篇，作者是谁？根本考证不出来。《周礼》，相传是周公写的，这一点连汉代人都不相信。所以，善于读古书的人，得谨慎。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古书，都不题写作者。若有，那一般是后人想当然添加的。

　　战国时期的韩非，写文章把法家思想阐述得很深刻。有人把他的书传播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了，感叹道：“啊呀！寡人要是能和这书的作者见上一面聊聊，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写的啊，他是我同学。”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汉代。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很来劲，说：“可惜朕不能和作者相识啊。”正好有个官员叫杨得意的在一旁侍奉，他听到后对汉武帝说：“作者是我老乡司马相如。”

　　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书，却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果不是李斯和韩非同门、杨得意与司马相如同乡，连一国之主都无法知道作者高姓大名。所以，古人写书写文章，真的不习惯、不倾向、不愿意自己署名。

　　有人可能纳闷了：不对吧，很多古书的作者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当成书名了啊，比如《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等等。

　　事实上，古书这么命名，为的是表明书中所言是出自哪里，彰显师门家法的。就像《论语》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样，先秦子书一般都是某家后学记录、搜集祖师爷的文字、言论后编辑整理出来的。

　　还比如《晏子》，北宋官方出版的目录《崇文总目》里说了，这是后人采集晏子的故事编写的，如果以为是晏婴自己写的就不对了。

　　为什么古人不重视自己的著作权呢？有学者推断，古人以学术为公，写书不是为了争名，对社会有益就好了。作家木心把这种“只留作品，不留作者”的行为，称为“大自然的作风”。

　　那为啥汉代以后的作者就不那么“急公好义”而非要把自己的名字标明呢？因为汉代开始，做学问学得好，是可以当官的。所以，当时的官方学者，门下弟子很多，他的学问与大名不愁没人传。

　　而民间学者、私人著述，写的书不被国家认可为功名利禄之桥梁，就少有人跟着学。作者要是死了，他的学问可能就会失传，“尔曹身与名俱灭”了。不信您看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写出了《史记》，不也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待后来君子吗？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把自己推销出去。在书里题写自己的名字，也就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