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散文创作的人们也许注意到，近几年的散文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散文从过去的“固体”到时下的大幅度“破体”，从面向社会写作到面向天地写作，从回忆乡土到“重塑”乡土。特别是，网络的兴盛使散文更贴近生活，亲和大众，甚至有人断言：零准入门槛、即时传播阅读推动散文进入到“全民写作的时代”。不过与上述种种新动向相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散文的新变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回到“元气时代”寻找散文的力量

　　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散文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勃兴并蔚为大观。文化大散文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历史、观照社会、探询人文，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内涵，拓展了散文的审美空间，扩大了散文的社会影响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大散文可以说是当代散文的一个高峰。

　　但文化大散文也的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与硬伤，受到大面积的责难和走向没落也就不可避免了。也许正是看到传统文化大散文的缺憾，近几年来，散文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历史散文写作，其代表作家是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他们以不同于余秋雨们的写作立场、历史观和呈现历史的方式，为文化大散文注入别样的元素，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大散文的新变。

　　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散文”，一般都是站在正史的立场上，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去评判历史。它的篇幅长，动则万字以上，甚至几万字；题材大，取材往往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而是民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再是重理性，推崇西方的理性精神，重逻辑推理，相对来说，感性的东西就少了一些，心灵和生命的投入也不够，这样就难免粗疏空洞甚至矫情。

　　而以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虽然落笔点还是历史文化，但他们的立场和散文观念与余秋雨们却大相径庭。在写作立场上，他们更愿意站在民间，或从个人的视角来品评历史。对他们来说，民间的传说和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历史背后的故事比重大的历史事件更具吸引力。在散文观念上，他们奉“中国之文”为圭臬，提出要回到传统，回到“元气时代”寻找散文的力量，同时又解构整体性，沉迷于跨文体、综合性写作，甚至是考古学的方法。此外，“大史小说”，注重细节和心灵介入，也是“新文化大散文”的显著特点。

　　比如，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写的是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的故事。人和事都十分有趣，而且这里的“历史”都是由各种“边角料”和生活细节组成。不仅如此，这还是一本充满幻想的奇书。比如由《枕草子》写到波斯，然后又回到唐朝的珍珠。再比如将中国一种叫“沉水”的木头，与异域的龙涎、玫瑰放在一起比较，并追寻它们的产地、历史以及如何进行秘密交流。还有《山海经》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如何飞进太阳黑子，成了乌鸦。又如何飞到唐代成为信史，再飞到现代，成了戴望舒《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李敬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中外历史文化和散文世界中，以全球化、现代性的视野，在时光隧道中自由穿梭，撷取古今中外史料编织他想象中的“飞鸟”。他的另一本散文集《咏而归》，收录的是有关古人生活和古典传说方面的短文。李敬泽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与幽默调侃的才华，以及信而好古、流连野史的审美趣味。尤其是《一盘棋》《鸟叫一两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孟先生的选择题》等篇，亦庄亦谐、涉笔成趣，既是吟，也是玩，是咏和唱。在这些短小而有味有趣的新文化散文中，李敬泽写的是历史，却处处折射出现实社会的世道人心。

　　祝勇的《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散文集，力图将个体经验融进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并通过对历史的发掘爬梳，让历史“文化大散文”回到常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写作主体。他采用的是个人的、民间的视角，这样的叙述立场使他有效地避免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是这样的叙述立场和强大的创作主体衍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使他的历史散文不再是简单地堆砌转述历史材料，或在整体主义的观念和抽象的演绎中，寻求所谓的“历史的正解”。祝勇的独特，在于他更痴迷于在被人忽视的隐秘的角落或历史的缝隙，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并以此来筑构散文的丰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祝勇的散文是另类的历史散文，是对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的反叛和超越。

　　而另一位“新文化大散文”的代表人物穆涛，其写作又另有一番风貌。穆涛的散文，基本上都是千字左右的“杂说”或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千字文”。穆涛的许多材料既来自正史，更多的取自野史。读他的《先前的风气》，第一个收获是长知识。第二个印象是他的一些颠覆性的看法，的确使人开眼、醒脑。他涉猎广泛，读书驳杂，纵贯千载，辐辏万象，且善于以“小”搏“大”。难得的是，穆涛的“大史小说”散文，不仅仅引经据典，同时穿插进许多的轶事、趣事，也不仅仅因为他采用了解字说文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穆涛有自己的哲学趣味，还有足够的智慧和幽默，以及迂回的曲笔和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此，穆涛也就自有气象、自成一体。他的写作上承先秦文脉，中接六朝文章，下连时代经纬，人生百态，正所谓“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我以为这是对穆涛散文的准确评价，也是当下散文的一个发展趋势。

　　让作家放弃对“二手生活”的沉迷与追逐

　　稍早于“新文化大散文”的另一股散文潮流，是近年大热的“非虚构写作”。大约在2010年前后，《人民文学》开辟了一个“非虚构”栏目，发表了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阿来的《瞻对》，以及萧相风、李娟等人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同年10月，《人民文学》又启动了“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向全国作家公开征集12个写作项目，进一步支持非虚构写作，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议话题。随后，又有不少刊物和作家加入了“非虚构写作”的阵营。这样，一个有别于传统散文写作范式的散文潮流就应运而生了。

　　“非虚构写作”虽然受到西方“新新闻小说”的启迪，但两者的内涵、呈现的文学空间和现实语境是不同的。“非虚构写作”立足中国本土，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丰富复杂的新经验。因此，某种意义上，产生于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散文潮流，乃是“散文突围”过程中的求新求变，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一种文学的求真实践。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而渴望读到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另一方面，针对时下一些作家沉迷于“二手生活”、疏离现实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提出多少能纠偏当前文学创作的某些弊端，起码可以促使一些作家重新思考和调整自我与现实生活、与时代的关系。

　　黄灯不久前出版的长篇“非虚构”散文《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前者从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叙述三个村庄亲人真实而复杂的生存境遇，展现了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基层社会的真实图景。后者以一个高校教师的亲身经历，以二本大学生为观察对象，让人们看到这一庞大群体的信仰、理想、抗争与眼泪。作品虽然只是剖析了一个特定的样本，却透示出人性的关怀，以及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沉重忧思。

　　“非虚构写作”散文思潮的出现引来了各种热议。有的人认为它不过是美国“新新闻小说”的翻版，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有的人则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应厘清“非虚构写作”与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有必要，都有道理，但当前更迫切的是要提高“真实性”的纯度，因为有一些打着“非虚构写作”旗号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此类写作，明显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其次是审美性问题。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之所以对“非虚构写作”有抵触，皆因一些“非虚构”作品只是用新闻笔调罗列记录生活现象和事件，缺乏散文文体应有的优美语言、修辞、文气、情采、格调、氛围，这样的作品读起来自然味同嚼蜡。因此，“非虚构写作”要提高自己的品格、质地和可读性，当务之急是强化作品的审美追求。

　　同时还要写出人性的深度，并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苏联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为什么会如此震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的写作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写作，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写作。她带着尖锐的问题意识，抱着对文学的虔诚和对真理的热爱，不但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同时还深度写出了战争中人性的善与恶，批判了制造灾难、与真理为敌，以及一切违反人性的行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经验，值得中国“非虚构写作”作家学习和思考。

　　“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两种散文潮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散文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文体，也是最能与时代保持良性互动的文体。因此，面对当今时代，散文作家若想创作出不负时代的力作，重要的是不能与时代脱节，只停留在封闭狭小的个人生活范围内，沉迷于描写自己鼻尖底下的一点生活琐事。时代的散文要求散文家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他不仅要进入生活和历史的内部，而且要密切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和迫切性问题，深切体验时代生活的真实面貌。同时，由于散文是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无论穿越历史还是呈现时代，最终都与人类共同的经验、情感和向真向美向善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下的散文，既要俯贴大地，又要仰望星空；既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又要表达这个伟大而壮阔的时代，还要与人类共有的经验和精神相通。唯有如此，我们的散文才有可能呈现出新的精神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