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中说“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一种系统论的造物观，意思是顺应天时，适应地气，材料上佳，工艺精巧，合次四项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这也说明从古至今一切事物都要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符合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天地人和”的造物观念和“精益求精”的造物精神才能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传世佳作。

　　在众多的古代传世技艺中，织绣技艺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毕竟“衣食住行”，以衣为先，不仅说明“衣”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体现了“礼”“仪”之邦的内涵所在。织绣文化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众多考古出土和传世文物中，织绣文物的制作工艺最为繁杂，传承至今的主要有织锦、缂丝、漳绒、刺绣、珠绣、堆绣等等，每一项工艺技术都有其独特的制作过程，散发着特有的艺术魅力，同时也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故事。

　　这些工艺技术除了具有装饰性功能之外，还具备实用性功能。就以我们最熟悉的刺绣工艺来说，刺绣工艺是起源较早的一种工艺技术，《尚书》中记载，帝舜对禹说:“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服”。说明舜之前的古人已经穿着有绘绣的衣服。见于较早的实物有1974年陕西宝鸡鱼伯墓出土的西周时期带有辫绣印痕的纺织品；1982年在湖北江陵出图土的战国时期辫绣法绣制的绣袍绣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锁绣丝织品等（图1）。

　　随着历史的发展，刺绣技法也在不断创新，从较为单一的绣法逐渐演变为多种绣法的结合应用，使装饰性更加丰富。刺绣工艺的用途十分广泛，从出土文物和现存实物进行梳理，类别涉及服饰、书画、各类活计、屏风、建筑内沿装饰等等。笔者在长期与各类织绣文物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不同种类的织绣文物都有它特定的工艺承载方式，工艺技法一定是建立在实用性的前提下才能永久传承，反之就会被历史淘汰。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种类大多以绢、纱、绮、罗等丝织品为地，使用多色丝线，采用锁绣的针法绣制而成，这种较为单一的绣法除了受限于历史时期，更重要的是施加刺绣的载体。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较为轻薄，织物组织结构决定了它难以承载迂回式绣法，而锁绣工艺的操作技法是连点式的刺绣，就像缝纫工艺一般将线迹以套锁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所有线迹的施力点是均匀且分散的“搭建”在纤维与纤维之间，这种绣法在正面看是套锁形式，而在背面看就是排列整齐的斜向跑针线迹（图2），即使不上刺绣崩架也同样可以实施操作，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大多数锁绣都是满绣操作，既可以装饰面料又可以起到加固底衬材料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能从千年古墓中看到那个逝去时代刺绣精品的原因之一。

　　刺绣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成熟，通过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大量传世文物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时期的刺绣操作技法和绣底材料更加丰富，针法形式有齐针、套针、抢针、参针、切针、滚针、针、接针、辫子股等，绣法的实用功能性越发明确和突出，刺绣工艺被广泛地应用于书画、服装、生活用品、建筑内沿装饰。

　　比如，应用于清代宫廷马鞍垫上的刺绣就采用了一种“线型”绣法，这种绣法的特点是，显露在表面的线迹较短，绣线浮长在5毫米左右，排列均匀且排针细密（图3），这样绣制的目的与马鞍垫的使用方式有关，作为马鞍上的坐垫，基本都已厚实充盈的棉絮作为内部的填充物，其主要的功能就是使人坐在软垫上更加舒适，垫子表面要经常与人体接触、产生大量的并且是高强度的摩擦力，如果使用表现“面”的针法，如齐针、套针、抢针、参针等，势必会出现大块面的浮长线，反复摩擦会导致绣线起毛甚至断裂，不利于马鞍垫的实用功能性；使用“线”型的针法，如切针、滚针、针、接针、辫子股等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绣面并且发挥马鞍垫的实用功能性和装饰性效果。

　　再如，清代宫廷建筑内的织绣槅扇（图4），作为清代建筑的一部分，槅扇的作用可谓是重中之重，不仅可以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还可以作为一种特有的装饰以“柔美”和“刚健”的反差来衬托低调沉稳的木结构建筑，在这种典雅之风的引领下，织绣槅扇应运而生，以至于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中频频出现。槅扇除了要做到“隔档”还要通透，这样的要求也只有织绣品才可以达到，所以，清宫的很多槅扇都是以双面刺绣的丝织品作为槅扇心，绣底材料既要有若隐若现的含蓄之美、还要结实、牢固，适合双面刺绣，符合这种要求的只有“板绫”。这种材料属于绫的范畴，是斜纹组织结构，特点是织物的经纬浮点呈现连续斜向的纹路，根据字义“板绫”是形容如铜板一样坚固的绫，这样的材料作为刺绣的基底可以最大程度的体现它的实用功能性。

　　所以说，古人对于织绣技艺的实用功能性和装饰性结合的恰如其分，随着历史的变迁，传统织绣技艺在不断的传承中延续至今，我们在继承优秀织绣技艺的同时也在探究着如何更好的古为今用，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使其与现代服饰相结合，得到充分的利用，确立中国独有的审美视角。

　　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在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传统织绣技艺的理解，并以多种面貌呈现在他们的T台上。不同的材料和工艺给予时装设计师不同的创作源泉，这些源自于生活的非常规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层面去思索创意，寻找无章、奇异的新式美感，他们往往突破惯性思维寻找设计灵感，经过实践予以再现从而创造出具有全新面貌的潮流形态。基于个人对传统织绣的修复研究，也会时常关注传统织绣技艺如何与现代服饰相结合，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保留传承下来的织绣技艺一定是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实用特点的。这就意味着现代设计师要从多方面再现中国传统织绣技艺，比如中国设计师熊英利用传统织绣技艺的材料、形式特点使用某一元素对服饰进行点、面的装饰，让传统元素印记在服饰上，这也是工艺传承与传播的一种途径（图5熊英缂丝服装设计）；以熊英为代表的现代中国设计师利用自己对大自然、动植物、历史建筑、传统文化与工艺的认识创作出带有本人感性色彩的服饰作品，这种设计添加了自己的情感和对于事物的理解，可以说是理念式的表达（图6熊英设计服装图）。

　　中国传统织绣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必须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展现活态文化的最大优势，这里传承的不仅是文化和技艺、也是精神和情感，更是中华民族的造物智慧。历史和传统是属于过去的、但也是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的，这不仅是造物者需要找寻的永恒，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讲述与追踪那些见证过或未曾经历过的故事时，不能遗弃的永恒。（作者：故宫博物院纺织品文物修复组组长陈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