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贺礼，两馆将共同促成大盂鼎、大克鼎先后在上博、国博联袂特展。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陕西出土，几经辗转，为晚清鉴藏家潘祖荫收藏；大克鼎于光绪年间出土后不久，亦为潘祖荫所藏。潘祖荫去世后，二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盂克二鼎等珍宝拼尽全力，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避免国宝被劫，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盂克二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二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致信文化部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毅然将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国家，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时，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双鼎分别成为两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专家朱凤瀚介绍，大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它的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此外，铭文中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这些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胡嘉麟告诉记者，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鼎7件、镈、钟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惯上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传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典范之作。

　　记者从国家博物馆了解到，大盂鼎是国博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在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中，它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悠久灿烂文明的代表性物证长期面向公众展出，真正实现了潘达于将宝鼎向社会公众展出的夙愿。

　　关于本次两馆合作的展览，国博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在建党百年各自策划主题展览，“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当年的捐赠者潘达于先生捐赠义举在新时代的崇高敬意，也是我们博物馆人奉献给建党100周年的一份深情礼赞。”他认为这次展览是国家博物馆“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的重要实践。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于6月18日在上博开幕，预计展期1个月。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文的青铜鼎21件。展览中的青铜鼎均为1952年上博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盂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他说，“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真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

　　同时，国博上博还将联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包括深度报道、展览直播、文物讲解短视频等，并合作研发相关文创产品。国博（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晓云介绍，大盂鼎不仅是公众最喜爱的文物珍品之一，也是文创产品的灵感源泉和“超级模特”，以大盂鼎为原型的文创产品已开发有60余款。记者了解到，作为两馆的馆藏重器，以大盂鼎、大克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历来都是文创开发的重点。目前两馆业已开发的与青铜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超过160款。“双鼎合璧意义重大，给文创开发团队以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希望通过文创的手段，将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变为永恒。”朱晓云说。（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