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波

　　电影《中国医生》可以说是当代“新主流大片”坐标系上的一个新坐标，特别是在“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趋于常态化的语境下，主流价值观传达和市场价值实现是其双重诉求。作品是承接“中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的“中国胜利三部曲”（《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的第一部，其最终的票房和市场反馈会怎样，也很让人期待。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现实中，人们无数次地被疫情导致的生活变故乃至生死离别触动，更无数次地被抗疫一线忘我工作不畏牺牲的医务人员感动，被中国大地上由疾病苦难引起却最终升腾出来的全民齐心抗疫的伟大精神震撼。现实和呈现这些现实的文字图片、自媒体信息、新闻影像、专题片、纪录片已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当《中国医生》这样题材的电影在“后疫情时代”再一次近距离回看似乎近在眼前的历史，要想取得观众的认可，切入视角和策略是很关键的问题。客观说，现实的抗疫题材和现实主义背景下的英雄塑造，处理起来是很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如同主创团队的上一部作品《中国机长》一样：事件是观众熟悉的，结果是观众确知的，那故事的新鲜感与吸引力如何附着？

　　“熟悉的陌生感”和“窒息的紧张感”

　　《中国医生》的策略首先是着力创造了一种基于现实的“熟悉的陌生感”。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大环境的影响人们很熟悉，对医学治疗人们知晓但又不确知，其过程和细节人们是陌生的——可能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医生》主要把“医生”放回到“医院”中，放到ICU病房里来展现，医院内部环境空间的真实、医生护士等医疗人员专业感上的真实（这里插一句：电影里不应该出现钟南山说的类似医生听诊器戴反了之类的硬伤）、医疗的原理（包括诊疗方案逐步清晰中的挫折和争论）、流程和专业细节的真实，都成了电影品质和可看性的重要抓手，类似于战争片中的战斗细节、或者灾难片的救灾细节。“插管拔管”“血氧饱和度”“ECMO”等内容和场景在电影里多次出现，与具体的救治事件和情节，和医生自身的成长和光芒都密切联系在一起，观众对此是好奇和敬畏的，这对他们获得观影中的快感十分重要。

　　当然，这样的“医疗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是自然主义的，可以留白和典型性塑造，同时也需要注意对专业性的“度”的把握，就像电影自觉意识到并进行的自嘲一样——有这样一个情节，来自广东大医院的医生陶峻问年轻医生杨小羊ECMO的英文全称是什么？年轻医生答不上来，文婷反问陶峻，你知道你说啊？陶也答不上来，撂下一句“去网上查啊！”就悻悻走开了。ECMO全称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体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膜”，观众对专业细节感兴趣，但须是与鲜活的人和故事结合在一起的专业细节，血液流出来再回流到病人的身体里，这是鲜活的细节，类似“全称”这样掉书袋死板的“专业性”，无法引起阅读快感。所以，“医疗现实主义”使用专业领域的现实和细节建构吸引力和奇观性的同时，要平衡好由普遍性和通俗性所营造出来的共鸣感。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中国医生》不仅是自觉的，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为了更有效地影像叙事，《中国医生》还比较成功地在小景别内部空间营造出了“窒息的紧张感”，这也是“医疗现实主义”在形式上的延续。

　　就像《中国机长》里的飞机，《中国医生》里的医院也是一个封闭的内部空间，它虽然可以和外部发生联系，但空间内部的人与事才具有最重要的叙事和影像的张力。“医疗现实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需要直面ICU里“血腥”的场面和残酷的死亡，全局的胜利无悬念，局部的生死有悬念，景别缩小之后带来的凝神关注的紧张和甚至窒息感是“医疗现实主义”吸纳“灾难片”的类型元素的表征。比如孕妇病人在带着ECMO的情况下做剖宫产手术的段落，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同时，“窒息的紧张感”还很好地承载了医生们科学救治、富有职业精神、在最前沿与无形的强大而未知的病毒战斗的“专业性”与“行动感”。“疾病”在此时不需要“隐喻”，不需要日记里的无病呻吟或“微言大义”，要的是在现实中忘我的医疗救治行动，要的是坚持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

　　“小医院”成了大社会的缩影

　　《中国医生》聚焦了武汉的一个传染病专科“小医院”，但并未封闭地处理它与“大时代”的关系。对内来说，医院、ICU病房是一个由医务人员和病人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强大的灾难，虽有艰险磨难和死亡牺牲，最终几经波折取得最后的胜利。对外来说，这样的医院不仅在政策指导、物资救援、人员援助等方面与外部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些内部的人还通过家庭和情感的纽带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外部世界与医院内部的联通和呼应，体现在国家国际的大局势、武汉的城市景观，乃至方舱医院的景观呈现上，也是通过医生和病人家属这个“穿插者”，依托家庭的情感纽带，借助手机、视频、微信等通信工具和媒介实现的。进而由家庭到国家，统一指挥多方调度八方支援，现实中很多感人因素被编织进电影中，这个“小医院”成了很多个医疗前线医院的代表，还成了大时代大社会的缩影。

　　这样的故事结构和框架可以说与《中国机长》类似：疫情中的医院就像灾难中的飞机，牵扯也牵动着很多家庭和外部世界。虽然结果无悬念，但过程要打开；群像式人物，折射大社会；主角要突出，塑造典型性，过程跌宕起伏，细节真实新鲜。这样当没有悬念的胜利来临的时候，观众依然会觉得来之不易而深受鼓舞，国家作为后盾和守护者也作为我们守护的对象，这样的联系很自然地会升腾出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

　　通过“小人物”塑造“大医生”

　　现实灾难中意志坚定、不畏牺牲的抗疫先锋们，他们是平凡的人但也是实实在在的英雄。《中国医生》通过还原环境真实中的人物真实，通过“小人物”，塑造“大医生”。医生群体有着统一性也有着丰富性，绝非千人一面，也非高大全。他们也有胆怯、犹豫、自负、犯错的时候，电影对于这一点并不避讳，反而使之成为情节推进和矛盾纠葛的素材：致死率一直降不下来而引起的治疗方案上的激烈争论，陶峻过度自信导致病人拔管后的死亡，杨小羊不敢插管等内容都是这种手法的运用。

　　同时，医生这个职业的崇高感与医生个体的独特性又是辩证的：英雄是杰出者也平凡人，他们“每一个都是超人”，他们虽然都穿着同样的防护服戴着同样的口罩，有着医生这个统一的称呼，但他们身上还是写着自己的名字，塑造多个“这一个”医生，是电影的责任。医务人员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与家人的血肉联系和情感纽带被电影凸显。比如张医生与病重的妻子的视频通话段落，张医生铁汉柔情，以示弱的方式鼓励祝福妻子，表达了对妻子的不舍和爱，他说，“我们说好的，再过几年我不能动了，你要来照顾我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再比如，上海援鄂医生吴晨光写了两份遗书，把给自己女儿的给了双亲都染病离世的小女孩，还喃喃自语“这不算欺骗”。小女孩之前从吴医生手中接过父母死亡通知书和遗物时问：“叔叔，我就想知道没有了爸爸妈妈该怎么办？”诸如此类的情节设计巧妙绝非强行煽情，反而对塑造人物的真实感、独特性和鲜活感十分有效，英雄情怀藉此自然升腾起来，赞歌随之而起。

　　演员的表演也是人物塑造乃至整个电影的亮点。口罩大多时候遮盖了面孔，那眼睛和肢体语言的表演就十分重要了。张医生和文婷医生的湖北方言、张医生的肢体语言和粗口、陶峻医生的广东普通话、杨小羊的眼神都是很重要的记忆点。这些同样也是英雄的赞歌。

　　综上，笔者以为，《中国医生》整体上是成功的，而且对开拓新主流大片继续往深远处走提供了新的经验。但可能受制于策略选择、美学追求、拍摄难度、投资规模等多方因素，影片还是欠缺了一些全局宏观的气势与可以传世的史诗感。比如，现实中我们都被这样的画面感动过：原本不相识的医疗队在机场相遇，匆匆一个照面自报家门，英雄汇聚上阵杀敌的豪迈和崇高感可以让人瞬间泪目。而电影里两个女医务工作者在更衣室里自报家门，虽传递了类似的信息，但那种崇高感却是有所缺失的。当然，抗疫的现实足够近又足够震撼，也许在这个局部语境里，生活高于电影。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