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梁岩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领队）

　　龙泉青瓷被誉为“天下龙泉”“青瓷之最”，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期，始终是我国海外贸易的最大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使者和见证。荣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完整的航运体系及独特的节点位置，有望为我们还原龙泉窑扎根处州、畅销天下的诸多细节。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符号和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我国陶瓷史上，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龙泉窑是中国古代青瓷工艺发展的集大成者，其生产规模宏大，深受海内外各国人民喜爱。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期，龙泉青瓷在我国海外贸易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世界文明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见证。2018年，中国陶瓷界泰斗耿宝昌先生为“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特展”题词：“天下龙泉”“青瓷之最”，这是对龙泉青瓷最精准的定位，也是最高的赞誉。

　　1.龙泉窑为何扎根深山？

　　近百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龙泉窑的考古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龙泉青瓷的面貌日渐清晰起来，但尚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譬如，龙泉窑为何选址于浙西南的僻远深山？它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运出大山，驶向蓝海的？地处龙泉溪下游、瓯江河口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为解答此疑问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2022年，浙江省、温州市文物部门联合组队，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建设的考古前置工作中发现了朔门古港遗址。朔门古港南靠温州古城北城墙、北邻瓯江南岸，东靠海坛山，隔江与著名的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

　　遗址包括古城的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8座码头、砖铺道路、官用栈道、干栏式建筑、水井等重要遗迹，还出土了两艘沉船，以及数以十吨计的宋元瓷片堆积、漆木器、琉璃器、贝壳、植物标本等丰富遗物，年代自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为主。遗址出土的瓷片，九成以上为龙泉青瓷，涵盖了龙泉南区、东区及下游永嘉境内诸窑场产品。系列遗迹遗物生动勾勒出温州古港的宏阔场景，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海舶云集”“帆若垂天之云”的繁华景象。置身古港之中，仿佛可以看见一叶叶运送青瓷的舟筏穿梭如织，海量青瓷产品由此驶向蓝海，梯航万国，呈现出“天下龙泉”的旷世盛景。

　　龙泉窑的技术源头，主要出自越窑。北宋中期，浙东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逐渐走向衰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窑为核心的龙泉窑开始兴起。而地处二者中间地带的北宋中晚期黄岩沙埠窑，在烧造技艺上，以越窑为基础，吸纳北方定窑、耀州窑的长处，装饰纹样丰富，刻划技艺精湛，产品面貌向龙泉窑过渡。该窑北宋中期晚段生产的双面刻划花青瓷成为稍后一段时期龙泉窑的主流产品。

　　那么，这颗博采南北技艺之长、已经呈现创新发展态势的窑业新星，为什么仅在沙埠作短暂停留，最终选择了偏远山区的处州龙泉扎根呢？除了龙泉腹地更为广阔，林木、水力资源更加丰富，更能满足龙泉窑海内外扩张的雄心以外，瓯江便利的航运条件、温州港的独特优势应是关键。

　　北宋中期开始，越窑在与国内众多名窑的激烈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贡御身份的丧失，核心产区资源渐趋枯竭，窑业生存压力增大，部分不甘窘迫的窑工率先出走他乡，向生产成本较低、民间贸易素来活跃的浙南转移生产，拓展东南沿海及海外市场，以期挽回国内市场失去的份额。他们积极吸纳处于鼎盛期的北方定窑、耀州窑所长，推动窑业技术革新，以名品闯市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窑业体系，甚至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温州港的江海联运通道及民间海上贸易力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龙泉窑“撬动”世界市场的支点。

　　2.龙泉青瓷如何运出深山？

　　瓯江为东南沿海地区第四大河流，其径流量是甬江和晋江的数倍，具备水力和航运资源的明显优势。瓯江上下游航路的开拓，当始于温州发达的造船业。温州古称“东瓯”，是古代百越的一支，以善于用舟、习于航海著称，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实现与中原的海路交往。三国东吴时期设置的横屿船屯，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温州是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杭、越、台、婺、括州等江南十二州，造大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括州的造船基地即设在永嘉县城北沿江一带。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全国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2900多艘，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600只为额”。拥有丰富林木资源的浙西南山区，一直是温州船用木料的主要来源地。造船用的大木料，多出自龙泉，故温州民间有“龙泉料”之说。南宋温州知州楼钥在《乞罢温州船场》中云：“良材兴贩，自处过温，以入于海者众。”瓯江水道自古以来一直是木材运输的通道，时至今天，浙南最大的温州木材市场仍位于古城西侧瓯江边上。

　　北宋晚期，为扩大龙泉瓷的外运，瓯江上游河滩还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处州官民合力修治瓯江上游险滩，此后，险滩成安流，“可筏可舟”。龙泉青瓷乘筏或舟顺流而下，可直抵温州港。试想，瓷器如能搭乘木材商贩的木筏（木材水路运输通常都扎成木筏）顺江而下，是不是可以大幅节省运输成本呢？这也许正是龙泉窑能安处僻远深山的重要原因吧。也因此，瓯江成了当时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呈现出“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空前盛况。

　　3.龙泉青瓷何以走向世界？

　　温州港选址于瓯江下游江海交汇的优良港湾，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海潮、台风之侵扰，依托瓯江流域丰富的林木、水力、瓷土资源，形成了支撑港口贸易的经济生态系统，由此而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期的著名港口。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18年，永嘉瓯北丁山东晋咸康二年（336年）墓出土了一只磨花玻璃碗，它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物证。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中国商人李处人在日本建造了一艘海船，由日本值嘉岛启航，直达温州，成为史料记载的首次两地直航。唐代晚期，温州成为日本商船停泊的十余个港口之一。五代时，吴越国在温州设博易务；南宋至元，温州分别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北宋晚期至元代，龙泉窑技术不断创新；温州港作为海内外航路的起点和枢纽，为其产品享誉全球发挥了关键作用，港口由此迈入鼎盛时期。北宋名臣赵抃晚年站在朔门城楼上写下“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诗句，形象地描绘出朔门古港的繁华景象。

　　龙泉青瓷走向世界，更要仰赖温州港串联南北的节点地位和异常活跃的民间海上贸易力量。温州港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黄金海岸线的中部，刚好处于宁波、泉州中间位置，海路往北至宁波约300公里，往南至泉州400多公里，贸易往来十分密切。当政府加强市舶监管和海上禁防，温州失去发舶港地位时，货物依然能通过宁波港畅达日本、韩国，通过泉州港销往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直至欧洲地区。加之浙南、福建沿海地区，政府对民间贸易活动的监管相对松弛，民间海上贸易历来十分活跃，商贾冒禁事件也时有发生。

　　经济结构上，温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导致“海育多于地产”，粮食不能完全自给，需以渔盐及手工业制品换购粮食，故海上贸易于古代温州社会实不可或缺。宋元时期温州不乏海商巨贾。宋代的洪迈在其《夷坚志》中就记载了南宋初年的“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可以说，古代温州活跃的民间海上贸易力量，是龙泉青瓷走向蓝海、梯航万国的生力军。

　　回溯过往，当不甘窘迫的越窑匠人出走故乡，将目光瞄向南方温、台之地时，就注定龙泉青瓷与海上丝绸之路将结下不解之缘。而最终，温州港连同瓯江流域腹地成为其扎根的不二之选。二者的结盟，促成了瓯江流域产业生态系统优质资源要素的系统整合，不仅实现了复兴青瓷祖业的夙愿，而且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和中华民族与世界交往、交融的一位文化使者！

　　《光明日报》（2023年04月16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