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海飞（作家）王雪瑛（记者）

　　海飞担任总编审的《梅花红桃》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等播出，长篇《苏州河》《昆仑海》首发《人民文学》《收获》后，先后出版单行本，近日又推出《海飞自选集》中短篇小说4卷本。海飞创作的谍战系列聚焦自我青春与时代洪流交汇的命题，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优秀谍战剧有什么要素，作家如何以“故事力”驾驭小说和剧本的“双线写作”，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探索着文学天空下的故事海。

　　优秀谍战剧不可缺的要素是深情

　　王雪瑛：最近出版的《海飞自选集》是4部中短篇小说的集结，不同题材不同笔法的驳杂，氤氲出你的文学气场和故事海洋。回望近30年的创作历程，你的创作是否有着阶段性的变化？如何捕捉到“谍战”这个创作中的关键词？你如何看自己创作的发展变化与坚守不变？

　　海飞：我编剧的《旗袍》在2011年热播，一些影视公司开始向我约稿。同年，我还写了长篇小说《向延安》，主人公金喜从想成为优秀大厨到成为顶级特工，这些作品现在有了标签：谍战小说。2011年是我创作的转折年，谍战题材给了我更大的发挥空间。此后我又创作了《捕风者》《麻雀》《惊蛰》等，2017年开始我又陆续创作了“古代谍战”《风尘里》《江南役》《昆仑海》。

　　我的写作经历了三个阶段：2010年之前的现实叙事，2010年迄今的谍战叙事，正在推进的南方悬疑叙事。“南方悬疑”称为“迷雾海”系列，以发表于《人民文学》2022年的《台风》为开篇，已被爱奇艺纳入迷雾剧场。不论写作题材如何变化，我始终是在写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与剖析，写在不同处境、时代与环境下，人性之中的良善与阴暗，纠结与挣扎，困境中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生的突围。我在小说创作中乐此不疲，细枝末节都展现出对人性的迷恋。“迷雾海”系列将是我今后重要的创作方向。

　　王雪瑛：吸引力是受众对谍战剧的预期，如何避开各种耳熟能详的套路和形式，以独特性和新鲜感发挥吸引力也是主创们费心思虑的问题。你积累了丰富的谍战剧创作经验，但每遇一部新剧，依然会有必答题：这部剧靠什么取胜？你对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等播出的《梅花红桃》有什么评价？优秀谍战剧有什么不可或缺的要素？

　　海飞：我担任《梅花红桃》的总编审，这部剧的故事着力点无疑是生活与谍战的融合，梅花与红桃是一对夫妇的特工代号，夫妇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阵营的较量、决战和冲突；而夫妇又代表情感、共生与合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核心要素，要求谍战情节推进时，不能只专注于事件本身，更要兼顾特工任务和计划，在“夫妻”这种特定关系中的别样推进。在创作时不能从单场角度去判断功效，而要在剧本中细密如织地进行情感铺排。剧本创作如同织造一张连绵的网，情感与谍战要连绵不绝，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优秀谍战剧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深情”，这种“深情”不是单指爱情，还有兄弟情、战友情、同志情、家国情怀和信仰之情。《悬崖》中的周乙可以和家人一起去苏联，但他仍是抱着赴死的决心，返回哈尔滨救下莎莎与顾秋妍，这是他的深情、信仰和担当。当周乙在墙下被执行枪决时，他抬头望着阳光那一瞬，那一回眸胜过所有言语。

　　上海的磅礴与瑰丽是文艺创作富矿

　　王雪瑛：有位剧作家说，人生就是一个剧本，自己所有的写作，剧本里所描绘的内容和融入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其实都是对自己人生和所处现实的隐喻。人生的剧本和我们用文字塑造的剧本是相互融合、相互衬托的，可以相互诠释的。你有同感吗？《向延安》《麻雀》《惊蛰》《醒来》《捕风者》《苏州河》等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各异，在烽火硝烟的生死较量中，彰显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在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中，展现家国情怀和英雄气质。你特别心爱的人物是谁？他们的身上寄予着你的英雄情结？

　　海飞：去年，我重新修订了长篇《向延安》。今年，《向延安》被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购得话剧改编权。在重新修订时，我发现自己再次爱上了金喜，他身上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的影子。金喜参加进步话剧团，但是他在集体里默默做事“不响”。他原本有机会第一批去延安，因为和秋田一家相识就开始了潜伏。面对喜欢的人的质问，他又“不响”，这时的“不响”从性格的内敛，变成了因为保密而选择隐忍。他在一步步成长，他的“不响”让人看着心疼。最后他一生也没有去成延安。他的爱人、家人、朋友，也离他远去。与其说我最心爱的人物不如说我最心疼的人物是金喜。

　　小说家有一个天赋是对细微变化的感知力，对细节的捕捉能力。小说家虚构了一个个人物后，越来越明白了“世事无常”。小说中的人生，让我体验了多种人生，这里不仅有英雄情结，也有生活中所有的酸甜苦辣。在思绪万千的脑海里，看到虚构的影像，体验多重人生，这是小说家的幸运，在人生海洋中获得的特别奖赏。

　　王雪瑛：上海，是一座被无数次表现过剧情的城市。除了古谍系列，你的谍战作品中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上海，为什么对上海情有独钟？你如何理解城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海飞：诸暨是我的精神原乡，上海是我的文学故乡。我母亲是上海人，少年时我的寒暑假在杨浦区龙江路度过，弄堂里住着扬州人、绍兴人、南通人和宁波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操着各不相同的口音。我喜欢这样的“汇聚”，所有汇聚是一种“潮”，澎湃而有力。小说何尝不需要这样的“劲道”。那时我除了爱在附近的沪东工人文化宫闲逛，就沉迷在舅舅的书架前。后来我写小说和电视剧《麻雀》时，外祖母家附近的新沪钢铁厂、六大埭菜场都被我写成地下党接头地点。

　　上海这座城，是文艺创作的富矿，有着庞大的资源，潮起潮涌，多少人间事都在谈笑间奔流，兼容着烟火弄堂与巍峨都市。上海的细枝末节都是最好的创作资料，磅礴与瑰丽共存。地域文化是作家创作的底色。城市蕴藏着无穷的秘密，城市有多大，城市小说就有多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座城。城市文学是多元的世界，不同的读者会看到小说中对应的自己。身居上海时，我热爱提篮桥那一带的阳光，和外祖母家只有四站路的车程。这也许是我和城市文学的距离，看上去不远，但永远在前方。

　　王雪瑛：古谍系列继《风尘里》《江南役》后，你又推出长篇新作《昆仑海》。这类作品的创作缘起，创作的难度体现在哪里？经过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你的写作有怎样的提升？

　　海飞：开始创作“锦衣英雄”系列前，我翻阅了大量明史等历史书籍。真正的创作难度并非是对历史事件的逼真叙述，而是如何虚构一个凌空而起的故事，如何在人物群像塑造与事件推进节奏上标新立异。《昆仑海》等作品主要人物众多，派系林立，而谍战创作又讲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何树立众多人物与推进主线叙事之间的铺排是创作的难度。

　　这三部小说的创作是我在新类型新题材创作中摸索前行的范例。《昆仑海》在人物设置、故事构架等诸多方面，都有提升。这是一组特别的人物关系，容易生发故事；这也是相对稳固的故事构架，各色人等在此间上演恩怨情仇、家国大义的情节。小说扎实的故事中有着丰沛的情感，也有着绵密、冷峻中透着诗意的语言。有时候我以为自己是一名古代侠客，穿行在树丛一样繁密的小说中。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关键在于人物

　　王雪瑛：“故事”生长在小说的创作与审美中，故事性强和人物强的小说易于成为影视剧的母本。你从哪一年开始小说创作与剧本创作的“双线写作”？依据你多年双线写作的经验，说说你对编织故事的理解，善于编织故事是成功驾驭小说和剧本两种文体的关键吗？《昆仑海》扉页上题写的“故事海”，是你倡导的小说创作的理念，请解读“故事海”。

　　海飞：判断一部小说是否易于成为影视剧母本，最关键还是看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是否剖析了人的精神内核，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了人性和人心，认识了“人”。《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同名小说，编剧王海翎将人生百态写得扎实，充满了温暖与感伤的岁月感，没有以起伏跌宕的故事来博眼球，是丰富的人生滋味让观众有了强烈共鸣。打动读者内心的小说才是好小说，才适合改编。

　　2009年我开始写《大西南剿匪记》剧本，2010年我创作电视剧《旗袍》剧本，从此开始了左手小说，右手影视的双线写作。这样的写作让我痛苦又畅快，沉浸在汪洋的故事海里，沉浸在每个角色的挣扎与纠结中，有些像吃辣椒，辣得你生疼，又让你畅快。相比于故事性，我更以“故事力”来说事。“故事力”是用精彩故事剖析人性，用故事解析人的精神内核，用故事构建不同人生，传达人生经历中的各种况味。具备一定“故事力”是写好小说与剧本两种文体的关键，这种力量，一半靠天赋，一半靠后天磨练。

　　“故事海”提倡“让小说有精彩的故事”。从文学价值来说，故事能让文学传得更广，流得更远。而文学气象和故事海洋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目标：故事中充满着文学性，文学中包含着好故事，这就是我提倡的“故事海”。

　　王雪瑛：作为作家的小说创作，对你的剧本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剧本创作对你的小说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长年的“双线写作”实践中，你有着怎样的甘苦？什么是你需要突破的瓶颈？

　　海飞：小说提供了文学气息，类似娴静女子坐在花园长椅上的气质。如果故事是小说骨骼的话，那文学语言、对白、场景描写等，就是血肉。小说家写剧本，会让剧本更充满弹性，文学的质感与意蕴。创作剧本要构建人物关系，构架故事，所以在谋篇与布局上需要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结构会十分稳固，妥帖与有力。

　　作为小说家与编剧的双线写作，我同样面临着左右手互搏时不协调的矛盾。写小说时，我更在意留白，特别在意落笔第一句带来的韵味；写剧本时，更在意戏剧冲突与人物张力，不需要太多的闲笔，讲究干净利索。但凡优秀剧本一定是充满文学性的，好小说也会有一个天下流传的故事。我常年撰写谍战剧，求新是特别重要的任务，而求新又何其艰难，求新并不是只要人物换个职业，叙事换个角度，这不叫创新，只是换了一层皮。谍战剧有着创作方法和规律，我想能发力创新的是人物关系和剧作表达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