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农民受到影响的程度可能是较为严重的。由于不能及时返回城市打工，诸多农民工滞留农村，这些农民工本身不会参与农业生产，这将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呼吁，应高度重视疫情引发的农民问题。他认为，救助政策一定要落到相关产业对就业的影响上，落到农民头上。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对整个社会秩序影响将非常大。

　　刘守英同时建议，一定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城市权利问题，不能再让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分离，农民的职住生活分离。另外，农民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权利仍继续游离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这是要补的最大短板。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的通知提出，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任务》提到，要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督促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含设区市和县级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任务》要求，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督促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坚持存量优先原则，取消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落户限制。推动Ⅰ型大城市探索进城常住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应落尽落。鼓励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

　　从上述政策导向来看，未来农民落户在都市圈内将成为可能，这将对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壁垒带来一线机会。由此，作为支农支小主力军的农商银行应该抓住此次城镇化的机遇，尤其是要加大拓展城区业务的力度，真正做好城乡融合式的金融服务。

　　首先，农商银行要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扶弱帮小，针对此次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农民和小微企业，给予足够的帮扶。事实上，农商银行帮扶上述弱势群体的角度离不开对县域产业的支持，帮扶相关产业，就可能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就可能为农民工找到出路。同时，不可忽略针对农民就地创业的支持。当前，很多大型城市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可能会选择在距家乡不远的城区或城乡结合部打工或做一些小生意，这类主体往往都会以“夫妻店”的形式出现，因此，对于农民再就业或创业的金融支持正是农商银行的重点工作之一。

　　其次，一些农商银行在农区的业务做得很扎实，市场占有率具绝对优势，但在城区的市场占有率不高。从《任务》给出的政策指向来看，如果大量的农民落户都市圈，农商银行应该伴随着客户的迁移而迁移，针对在城区落户农民金融需求的满足是农商银行当仁不让的责任。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商银行在城区的业务潜力挖掘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做城区业务，农商银行面临同业的竞争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技术手段有待优化，尤其是要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让自身的业务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再次，农商银行需要把融入社区治理作为做好城区业务的重要切入点。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商银行在城区拓展业务离不开为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服务，而这里所说的社区不一定是已经非常成熟的社区，农商银行融入社区治理应该把重点放在新型社区，放在城乡融合发展所形成的新社区。在农商银行业务转型过程中，社区银行的打造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的，新型社区的金融需求与社区内的主体特征息息相关，例如，农民落户城区或城乡结合部，其既有创业就业需求，也有生活消费的需求，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配套都需要金融的双向支持，因此，农商银行融入社区治理的服务空间还是很大的。

　　最后，农商银行拓展城区业务需要建立一支与之相匹配的队伍。农商银行做城区的团队需要更年轻化，相关人员需要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以及较强的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当前，城区的居民对于银行服务的需求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此次疫情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不能完全面对面进行交易的情况下，线上互动变得尤为重要。短视频、直播等内容营销的手法大行其道，因此，如果农商银行做城区业务，必须打造一支能够完全融入新型社交结合营销的年轻队伍，只有这样，才会更加适应城区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对金融服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