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小银行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有限,特别是其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当前疫情的情况下,受到的冲击也是比较明显的。”在4月22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坦言,中小银行面临较大发展压力,监管层将从公司治理等核心问题入手夯实其稳定性,并给予一定的差异化监管政策。
目前,我国约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总资产77万亿元左右,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然而,中小银行不良率上升较快、内援资本补充不足等问题也切实摆在眼前。
近年来,银保监会多次强调对中小银行保持高度关注,并就公司治理、资本补充等核心问题采取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央行也通过定向降准的方式夯实中小银行长期资金能力,更好支持中小微企业,助其加强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啃下公司治理的“硬骨头”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4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股权混乱是中小银行的一个大问题,近期银保监会清退了部分问题股东,限制他们的权利、没收违法所得、责令转让股权。
不可否认的是,包括中小上市银行在内,公司治理仍然是国内商业银行发展的薄弱环节,也因此引发了一些风险。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治理存在缺陷是中小银行的一个共性问题,“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和监事会各方职责不够明确,无法达到有效制衡,并且股权结构混乱问题突出,内部控制有待加强。包商银行事件就是公司治理问题的体现。”
发展的前提是规范管理。曹宇表示,当下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加强党的领导与加强公司治理的深度融合,开展公司治理评估,强化“三会一层”履职监督和问责,优化股东结构,严格把关股东资质,规范股东行为。
据了解,银保监会去年针对股东股权与关联交易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查处了3000多个违规问题,清理了1400多个自然人或者法人代持的股东。从2018年起,对农村中小机构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责令违规股东转让股权33.4亿股,对74家机构合计处罚5165万元。
周亮强调,针对中小银行公司治理,要严格审核股东资格,强化对股东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穿透式”管理,依法整治违规占用银行资金、非法获取银行股权以及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银行经营管理的问题。“最近我们查处了一些中小机构股权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要坚决清退问题股东;此外,我们还开展了股权集中托管,对股权质押、变更和增资进行规范,切实防范内部人或者一些大股东违法把银行金融机构当成提款机的问题。”
适度松绑 提供支持
4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以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
目前来看,不同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之间,这一指标的分化较为明显。不少中小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接近监管要求的下限,对这部分银行而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最新政策,更能缓解其可能存在的拨备覆盖压力。
“应该在政策上‘呵护’优质的中小银行,建立符合中小银行现状的政策支持体系。”武雯认为,除了调整拨备覆盖率,未来可以考虑对小型银行实施免税政策,例如根据需要给小型银行适用更低一些的存款准备金率,以提升和保障小型银行的流动性保持在合理状态,增强信贷能力,降低经营成本。事实上,曹宇在上述发布会上透露,银保监会将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从全球看,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在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逐步放宽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如美国2018年3月修改《多德—弗兰克法案》,减轻小型银行的监管负担。我国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监管,支持中小银行发挥市场化机制优势,稳步推进业务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为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三农”领域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具普惠性的金融服务。
另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提出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意欲缓释其风险。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被股份行超越,农商行则自2014年开始,由13.29%逐渐下跌至去年三季度的12.05%,上市、发行资本补充工具显得非常重要。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今年银保监会已批复9家银行发行永续债申请,其中主要是中小银行,且审批速度明显加快。周亮强调,下一步,将通过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做实资产分类、加大拨备计提和利润留存,增强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多渠道拓宽银行补充资本渠道和方式;支持地方向部分高风险中小银行注入资金、可变现资产,或者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注资的方式,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积极探索核心业务
“中小银行得有治理的科学性,也得有对业务的探索、确立,学会坚持去做。几千家中小银行为什么分化严重?其中有所在区域的原因,但大家还是得思考自己的位置、是否盲从、有没有战略性眼光等。”在谈到中小银行如何可持续发展时,一位东部城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当下中小银行所存在的问题,董希淼认为,首先,部分银行市场定位不清晰,影响其发展空间,一些城商行、农商行也偏离了原有的定位和使命;其次,中小银行产品趋同致盈利模式单一,资产负债结构不尽合理;再次,部分中小银行存在经营模式粗放、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
武雯认为,近年来众多中小银行负债端激进扩张,资产端则通过大规模的委外等“影子银行”业务实现“出表”,期望在实现弯道超车的同时赚取期限利差。面对政策和市场的调整,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和资产缩表的压力较大。
2019年初,银保监会开始限制农商行同业业务扩张,约1400家中小农商行被要求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是机构不出县、业务不跨县,新增可贷资金70%以上用于本地。而此前周亮也强调,要扭转中小银行偏离主业、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模式,回归本源,深耕本地、下沉服务,特别是要强化社区和县域经济的服务。
除了强调回归本源外,在业务的拓展上也应有所选择。去年,联合贷款模式一度盛行,参与的绝大部分也是中小银行。虽然该模式增长迅速并带来高回报,但业界认为“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味依靠外界支持显然不能成为中小银行立身之本。同时,消费贷爆发式增长后紧随而来的风险暴露也引发关注,尤其在疫情之下消费贷首当其冲,无疑为中小银行如何开拓业务引发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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