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新冠病毒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在3月以来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回顾2008年，雷曼倒闭导致美国股市新一轮下跌。本轮冲击下，美国是否会有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危机，是判断后续美国资本市场风险的前提。本文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大型银行的风险敞口、抵御风险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目前的风险状况。可以发现，本次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要明显小于2008年，同时抵御风险能力大幅度增加，银行体系自2008年以来是趋于稳健的，再次出现“雷曼”是很小概率的事件。

　　美国大型银行风险敞口：

　　从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的角度

　　资产角度：资产投向和“有毒资产”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呈现了比较大的调整，资产端以国债和MBS为主的投资类资产占比上升，信贷端对于房地产的风险敞口减小。投资类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2008年14.7%的低位上升到2019年的21.4%，其中国债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0.24%上升到3.4%，MBS占比从9.4%上升到12.8%。同时，信贷端房地产贷款在总贷款的占比从2007年的60.5%的高位下降至2019年的48%。而受益于居民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美国银行业对于一般工商业贷款的投放占比一直缓慢上升，个人住房相关贷款占比明显下降，信贷端对于房地产的风险敞口显著减小（见图1）。

　　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角度出发，资产结构表现则是趋向均衡。具体表现为以富国、摩根大通为代表的传统商业银行的贷款占比差异逐步缩小，以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集团为代表的从投资银行转化来的银行贷款占比缓慢提升（见图2-1、2-2）。

　　进一步细拆大型银行投资端的结构可以发现，2008年危机后大型银行资产端的风险敞口是在收敛的。一是传统四大商业银行的投资端MBS和国债一直是投资重点，危机后对于企业债和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有明显减少，如美国银行MBS占比从2008年危机发生时的较高水平继续上升至2018年的53%，而对于企业债和企业贷款相关投资占比从2007年的15%下降至2019年的4%。摩根大通企业债和权益类资产占比从2008年分别占比的14.3%和16.5%明显下降至2019年的2.6%和9.5%。二是资管业务为主的银行投资端则呈现资产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但MBS仍是投资主体，这类银行以道富集团和纽约梅隆银行为例。三是由投资银行转化而来的大型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企业债和衍生品投资比例有所下降，国债和机构债券仍是投资主体，横向比较看权益类和衍生品的占比仍较同业偏高（见图3、图4）。

　　与2008年美国银行资产端持有的MBS及相关创新衍生品类似的是，当前市场主要担忧有两块风险，一个是高杠杆企业的杠杆贷款及其相关资产证券化产品（CLO），一个是以衍生品为代表的和资本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但与2008年明显不同的是，总体而言这两类风险资产敞口是可控的。

　　对于杠杆贷款和CLO，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参与程度明显低于2008年。规模上看，2008年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规模大约为8400亿美元；2020年杠杆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CLO）持有量大约是6000亿～8000亿美元；且基于CLO的二次甚至N次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较2008年明显减少，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大大降低。同时，由于银行投资杠杆贷款和CLO增加资本消耗，对于杠杆贷款和CLO的投资比例较小，估计只占CLO总规模的1/3，而且主要投资于AAA/AA级别，这部分杠杆贷款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期违约率也极低，总体风险不大。

　　与利率、汇率、股票等相关的衍生品风险敞口较2008年明显缩小。由于危机后的系列监管政策加大了对银行金融机构自有资本投资相关衍生品的限制，以降低金融传染和系统性风险，大型机构对于衍生品的投资占比显著下降，8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衍生品敞口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不到1.7%；而2007年的占比为4.23%，2008年的占比为6.47%（见表1）。

　　流动性角度：管理能力较危机时显著改善

　　银行业务本质上是“期限错配”的业务，大型危机爆发的起源一般是流动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危机教训和监管约束推动了商业银行转变融资模式，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有较大的调整。

　　在负债端，稳定性较高的存款占比在危机后显著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纷纷重组业务条线，严重依赖批发性同业负债（尤其是短期市场融资）的银行转向稳定性较强的存款负债方式，其他负债包括同业短期借款占比是显著下降的。截至2019年，美国银行业存款在总负债中的占比高达88%，较2008年的72%大幅提升16个百分点。从美国四大行负债端的存款占比看，均表现出存款占比的提升，危机后存款成为大型银行的重要负债来源。从存款细分结构看，非交易账户存款占比上升幅度更大。交易账户存款占比提升9个百分点至2019年的19.1%；非交易账户存款占比提升11.9百分点至19.1%（见图5）。

　　在资产端，银行对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配比明显增加。流动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危机时的6%提升至2019年3月的20%。2015年以来监管要求某些银行持有最低水平的高质量流动资产，以防止严重的流动性短缺。2015年之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增加准备金和国债为主；2015年之后，由于银行体系准备金余额的下降，转而较小程度地增加了由吉利美和两房发行的代理MBS（见图6）。

　　流动性指标方面，危机后表现良好。贷存比下降近15个百分点至72%，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明显缓解，有助于增强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的能力，也可以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关联性与风险传染性（见图7）。流动性覆盖率（LCR）指标在2016年即满足100%的要求，且2016年后分子端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

　　抵御风险能力：

　　从资本、拨备、盈利的角度

　　资本角度：资本从数量到质量的夯实

　　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是基于巴塞尔协议Ⅰ对银行资本进行监管的。2008年前后，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正从巴塞尔协议Ⅰ向巴塞尔协议Ⅱ过渡，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已经开始实施协议Ⅱ，而美国由于国内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政治集团等利益交织，直至2007年7月才同意接受巴塞尔协议Ⅱ。美国版本的巴塞尔协议Ⅱ规定，银行可分类实施新协议，其中核心银行从2009年开始实施高级法。当前美国银行资本监管是《多德-弗兰克法案》与巴塞尔协议Ⅲ的结合，虽然发挥自由裁量权，但与2008年基于巴塞尔协议Ⅰ的资本监管有着量与质的提升。

　　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杠杆率，监管要求均有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2%的监管要求提高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增设储备资本不低于风险资产的2.5%；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即新协议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2%提升至7%，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提升至8.5%，资本充足率由8%提升至10.5%。杠杆率方面，美国国内要求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美国是使用杠杆率监管指标较早、时间较久的国家之一。1933年，美国监管当局即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资本调整后风险资产不低于1/6；1981年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制定了最低杠杆率标准：跨国银行的最低杠杆率逐家确定，地区性银行最低为5％，社区银行最低为6％，适用于国民银行、州会员银行和银行持股公司。

　　资本监管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体现为资本结构的夯实、风险考量更加全面以及计量风险方法要求的提高。分子端，对资本的计量在巴赛尔协议Ⅲ的要求下剔除了商誉、债务工具、贷款和应收款、股票、自用资产和投资性资产的未实现损益等，较大力度地夯实了核心一级资本，而《多德-弗兰克法案》也要求大型银行在5年内将信托优先债券从一级资本中逐步剔除；分母端，对风险的考量则是由巴塞尔协议Ⅰ仅考虑信用风险扩大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利率风险。对于计量风险方法的要求也有提高，美国核心银行从2009年开始实施高级法计量风险。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银行通过扩大利润留存主动增加资本，行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程度渐趋夯实，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的7.5%上升至2019年的9.7%，增幅为30%，总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的12.8%提升至2019年的14.6%。资本抵抗风险能力大幅增强（见图8）。

　　不良资产和拨备角度：抗风险能力提升

　　从不良资产情况看，2008年以来银行业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消化以及信贷结构的调整使得整体抗风险能力提升。美国银行业经营状况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显著，不良资产的暴露处置也相对及时，不良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行业的资产质量情况。经过2008年危机后，行业及时处置不良资产，当前不良率已恢复至危机前的低位。截至2018年，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为0.91%，不足1个百分点。同时，美国银行业自危机后降低了房地产信贷占比，增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小的个人信贷。假设此次流动性危机扩散到信用危机，各行业有风险的信贷在总贷款中的占比变动幅度与2008年变动幅度相当（有风险的信贷以逾期90天以上为主），基于当前的信贷结构，测算可得风险信贷占比将上升2.14个百分点，较2009年2.47%的升幅降低了0.33个百分点，行业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有所提升（见图9）。

　　行业拨备对风险信贷覆盖程度的提高同样反映行业安全边际的提升。行业整体提升幅度为40%～100%，当前覆盖率水平为110%～150%，其中资产规模在1亿～100亿美元的中小型银行提升最多，提升幅度达100%（见图10）。

　　银行盈利角度：持续性好于2008年

　　金融危机发生前，银行业一直保持较高的收益，一方面源自其高杠杆，另一方面则是在杠杆推动下的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相关创新业务快速发展，交易业务收入和手续费收入显著增加。危机对银行盈利能力造成较大程度的影响。但是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开启加息和缩表进程，同时监管放松和减税政策推动，银行盈利能力有了明显恢复，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总资本收益率（ROE）指标均已超过危机前水平（见图11-1、11-2）。

　　危机后ROE的稳定回升主要源自ROA的回升，在资本监管不断趋严的背景下，杠杆乘数维持在平稳的水平。而ROA的上行则是来自净利息收入、拨备计提和运营效率的共同贡献，净非息收入的贡献在危机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2008年危机后美国经济呈现加快复苏态势，GDP增速超过潜在增长率，失业率降至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同时，美联储开启加息和缩表进程，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货币环境的改善对于美国银行业净息差的提升产生较大影响，而银行自身也通过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维持其相对较高的净息差。此外，经济好转伴随着企业盈利修复，进一步推动银行的资产质量的修复，拨备计提力度减弱，很大程度正向贡献ROA。银行运营效率的提升带来营业支出的下降也是拉升ROA的重要缘由（见表2）。

　　在经济下行和降息周期下，预计美国银行业ROE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幅度或好于2008年。首先，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巴塞尔协议Ⅲ、TLAC等多种监管要求下，预计行业表内的杠杆提升空间有限。而2020年3月美联储再度将基准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0.25%将会带来银行净息差部分承压，同时资产质量承压带来的拨备计提力度加大，均会造成银行业ROA回落。但考虑银行在结构调整缓解息差压力方面仍有空间，同时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提升下不良贷款压力较2008年显著降低，预计ROA和ROE的回落幅度要好于2008年。

　　结论：短期风险总体可控，

　　中长期风险更应关注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以金融系统为“圆心”向外传导。危机的策源地是次级贷款，脆弱性来源是金融机构高杠杆，传导和扩散载体是过度包装与衍生的CDO、CD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再加上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以及监管缺位，所形成的以两房、贝尔斯登、雷曼相继倒下为引爆点的“暴风骤雨”式的危机。

　　危机后，美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杠杆降低、回归传统业务。2010年7月，美国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其中“沃尔克法则”对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同时系列监管也提出了有限混业、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更频繁的现场合规检查、定期的压力测试等要求，银行业的监管成本显著上升。在监管要求下，银行风险偏好整体下移。为达到巴塞尔Ⅲ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要求，全球银行业通过发行资本工具、降低分红比例、处置不良资产、降低资产增速，甚至收缩资产等多种手段，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杠杆水平。其中，美国主要通过扩大利润留存主动增加资本，同时资产端压缩高风险资产的规模，杠杆率大幅下降。

　　同时，较高的监管成本也使得银行传统信贷中介功能得到强化。危机前，欧美大型银行业务模式逐步由“购买与持有”转向“发起与分销”模式，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资产和批发性负债占比上升，利润表中净利息收入占比下降、交易性收入占比上升。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监管政策的改革促使商业银行重新定位经营战略，银行业的传统信贷中介功能得到强化，市场最青睐的银行模式由全能型银行转向零售负债型商业银行。

　　综合上文分析判断，本轮金融体系的自身风险比2008年较小。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要明显小于2008年，同时抵御风险能力大幅度增加，出现“雷曼”的概率低；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资管机构，当前杠杆率较稳定，流动性风险也随着美联储及时背书而下降，随着监管加强、透明度提升，大型对冲基金再次出现类似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事件的可能性降低，对金融系统的传染风险不高。

　　但本次，美国整体经济增长的风险加大。本轮的传导演绎逻辑是，通过市场下跌影响“财富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影响金融机构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居民金融资产中股票和基金占比提升（由2008年的38.19%提升至2018年的45.10%），本次市场快速下跌后，通过资管产品渗透到投资者，投资者承担较大损失，通过影响“财富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加之疫情对经济本身产生的压力，本轮更大的风险是来自于金融体系背后的经济的风险。美国金融体系的短期风险总体可控，更应关注美国经济的中长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