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金融系统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是顶层设计为提振实体经济运作的又一全新大手笔。按照官方数据，去年国内金融业税后利润约2.9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净利2万亿元。显然，1.5万亿的让利红包中商业银行要挑大头。对此，央行行长易纲解读称，让利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通过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不难看出，让利并不是一种行政摊派与强制行为，更多是依赖市场工具导向来实施。

　　第一，关系定位：从此消彼长升维到共存共荣。

　　参与改革红利的分配，金融资本的能力比产业资本要强得多。拿A股上市公司来说，去年全部上市企业净利润总额4.16万亿元，银行与非银金融上市公司就拿走了2.07万亿元，而2.07万亿元中，上市银行利润权重达40.9%。金融与实体盈利能力的强弱分化格局在经济上升与扩张时期勉强可以维持，因为比较强大的需求能够让实体企业顺利出清库存并站在盈亏平衡点之上，同时对银行较高的资金定价具有一定容忍度。但是，一旦经济下滑与萎缩以及经济危机的来临，这种此消彼长的利润肥瘦关系便会很快被打破。

　　经济收缩状态下，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成为常态，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存款减少，同时信贷需求减弱，因此无论是资产端还是负债端，银行都会面临不利的状况。正是如此，为防经济因新冠疫情过度受损，银行面向实体企业合理让利就可以看做是回归服务本质的稳根之举，是一种利己利人的双赢之策，否则，一旦企业经营无法持续和负债恶化，就必然出现风险倒灌，到时银行不仅看不到收益，还会损失本金。当然，为改善实体企业生存状况，银行让利会有“割肉”阵痛，但放水养鱼之后赢得的回报会更大。道理很简单，经济复苏后实体企业步入经营正轨，信贷需求增加拉动利率上行，银行的市场谈判话语权增大，盈利空间也会得到扩展。

　　综上，除了经济萧条时期银行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构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外，经济繁荣时期二者之间同样不是你争我夺与弱肉强食，而是时刻保持着共存共荣，认识到了这一点，银行对实体的让利就会变成主动行为而不仅仅是对政策的被动响应，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5万亿让利是对银行金融机构自我利益至上以及此消彼长等偏狭认知的一次有力纠正，是剩余价值分配理念的正确回归。

　　第二，政策搭配：从资产端联动到负债端。

　　虽然银行让利具有多种渠道与路径，但最主要的方式依然是在资产端降低利率，这样，企业便可获取更廉价的资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商业银行贷款余额130万亿元，若要让利1.5万亿元，贷款利率须平均下调1个百分点。但是，在存款利率不变的前提下，贷款利率下调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息差越来越收窄，以目前2.2%的息差为基准，若再下调1个百分点,作为商业银行盈利最主要来源的息差收入会大幅压缩。这种结果不仅不能激发与调动起银行信贷供给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因顾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减少信贷投放，最终效果或许与政策期望背道而驰。

　　因此，资产端降低利率的同时，需要银行负债端的存款利率进行及时策应。从目前银行的负债结构上看，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比重超过60%，意味着存款成本在银行负债成本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只要存款负债端的资金价格降下来了，银行的成本压力便会释放不小，贷款利率的下调才可赢得相应空间。但又不得不正视的是，过分压低存款利率，又意味着银行的让利负担转移到储户身上，这会让银行存款流失，而没有了存款，银行贷款将成无米之炊；另外，目前一年期存款已经是1.75%左右了，也并没有太大的压缩空间。因此，负债端利率的调整也就只能在结构上做文章。

　　目前银行存款类产品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且后两类存款由于规模大，自然构成了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的最主要来源之一。为此，需要引导商业银行真实降低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利率，尤其是结构性存款产品中，因存在资金空转套利之嫌，更应重点纠正。以目前总规模为11.84万亿的结构性存款而论，降低100个基点利率便可产生1100亿元的成本削减效果，商业银行在资产端赢得的利率调整优势不难想象。

　　第三，目标平衡：从收益分流兼顾到风险释放。

　　国内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一直在以持续的状态进行，即便是新冠肺炎疫情覆压之下，今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依然录得了6001亿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结合去年2万亿元的净利规模，10.96%平均资本收益率对商业银行让利构成了比较充分的底气支撑。但是，1.5万亿元的让利毕竟占了商业银行总体净利润的75%(以2019年的利润为参照)，更是占到了上市银行净利润的88%，银行因此面临的压力定然不小。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盈利所得除用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和改善员工福利外，其中超60%须留存作为一级核心资本。显然，如果要将70%以上的利润让渡给实体企业，必然意味着银行补充核心资本的能力同时大大削弱。若再因资产端利率下降导致息差收入减少，银行能够提取的呆账损失准备金也会相应减少，进而拨备覆盖率也出现下降，最终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压力会放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提振实体经济的需要，商业银行在增加信贷供给后的不良资产率已经出现上升苗头，其中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不良贷款率环比上升了0.0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2.61万亿元，环比增加1986亿元。

　　1.5万亿元的让利政策最终效果不仅与商业银行的成本管理有关，也与相应的道德风险控制直接相连，为此政策层面需要平衡好银行合理让利与防范风险扩散间的关系，既要引导商业银行积极让利，也要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开辟更多通道；既要为商业银行持续盈利创造条件，又要开发出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多种工具；既要实现银行金融系统风险改善的目标，也要对实体经济放水养鱼，避免实体经济风险向金融系统的单向转移。

　　第四，主体变化：从资源整合到提防挤出效应。

　　无论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抑或是地方中小银行，对实体企业让利将成为共同的任务。但是，性质不同以及资产规模和赢利能力有别的银行在履行让利职能后所呈现出的境遇会完全不一样。从最近5年的财务表现看，除了30家上市银行保持着较为稳定红利增速，其余约2300多家非上市银行的利润占比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同时2300多家非上市银行的内部也是苦乐不均，特别是许多地方性小银行不仅客户资源有限，资产不良率还居高不下。银行业这种明显的分化趋势很可能在疫情之后让利政策的刺激下呈现加速状态。

　　的确，最近两年不断传出银行股东拍卖银行股权的消息，也还会有一些小银行接续退出市场。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区域性小银行尤其是民营银行在国内的出现时间并不长，银行间的并购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整合固然是供给侧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不能因“国退民进”而损害与降低行业的市场竞争度，为了防止出现不正当的挤出效应，应当对各类银行的让利规模、让利比例做出适当区隔与界别，并有必要借助直达性政策工具从数量与价格上加强对地方小银行让利的补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