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金融监管趋严，我国中小银行一直面临资本紧张问题。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21%，总体满足监管要求，但部分中小银行面临资本充紧张甚至考核不达标的严峻局面。在经济放缓和疫情双重冲击下，今年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更加严重。截至6月末，17家城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低于11%，8家资本充足率低于10.5%的监管要求，数量分别较2019年末增加了6家和1家。上半年，48家城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13家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最大的降幅达8.36个百分点。

　　中小银行不良增长快，上半年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中，有48%来自城农商行。此外，风险抵补能力弱，释放存量拨备转增资本的空间小。因此，对于资本的需求更加迫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小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削弱，靠自身积累难以有效补充资本。而外源性补充渠道的使用门槛、便利程度等方面对于中小银行而言仍然不够友好，偏高的融资成本也会吞噬利润。今年在多项政策支持下，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发行规模大幅增长，但补充渠道仍待有针对性地优化。

　　一、中小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现状分析

　　过去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呈稳步提升态势，各类型银行存在分化，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资本充足率有较大上升，而城商行和农商行未见改善。2014年3月至2020年6月，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从12.13%提升至14.21%，提升了2.08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的资本充足率有较大提升，同期分别提升了3.36和2.37个百分点，而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仅提升0.66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不升反降，下降了1.0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小银行资本充足情况在过去几年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有所恶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21%，其中国有大行资本充足率为15.92%，抵御风险能力较强；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92%、12.56%和12.23%，总体满足监管要求。但部分中小银行面临资本充紧张甚至考核不达标的问题，在经济放缓和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更加严重。

　　2020年半年报显示，共有190家城商行和农商行披露了资本充足率数据，最高水平为22.81%，最低水平为4.85%。其中，17家资本充足率低于11%，8家资本充足率低于非系统重要银行10.5%的监管要求，数量分别较2019年末增加了6家和1家。资本充足率最低的是贵州乌当农商行，仅4.85%。此外，山东阳谷农商行、贵阳农商行、锦州银行、山东荣成农商行、山东郓城农商行、烟台农商行、辽阳银行资本充足率亦不达标。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福建漳州农商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佛山农商行，均在20%以上。此外，有37家介于15%至20%之间。

　　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下降最严重。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上半年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从13.13%降至12.23%，整体下降了0.9个百分点，明显大于商业银行0.4个百分点的降幅。根据有效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140家城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其中48家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13家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下降最大的是大兴安岭农商行(8.36个百分点)，其次是山东阳谷农商行、山东沂水农商行、青海大通农商行、福建南安农商行等，均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

　　二、未来中小银行对于资本的需求更加迫切

　　资本对于银行稳健经营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稳健经营也是资本充足的必要前提。今年以来，新冠疫情暴发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明显冲击，且随着风险进一步向银行系统传导，其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面临较大挑战。中小银行肩负着服务小微企业和区域经济的任务，但运营管理能力较低，资产负债基础薄弱，且面临大行下沉竞争和数字化转型难等问题，问题更加严峻。

　　中小银行业绩降幅大，不良率高，风险抵补能力弱。2020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9.4%，其中农商行同比降幅达到11.4%，城商行受上年同期低基数影响降幅较小。此外农商行、城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分别为4.22%和2.30%，高于行业水平；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18.14%和152.83%，明显低于行业水平，且降幅很大，其中农商行已不能满足监管要求。而在风险暴露的过程中，中小银行成为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中，城农商行占比43%，而资产占比仅26%。上半年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中，有48%来自城农商行。

　　未来中小银行对于资本的需求会更加迫切。业绩下滑严重的中小银行造血能力差，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降低。而不良贷款通常需要银行通过占用当期经营利润计提拨备来化解，因此不良率高、不良增长快也将影响资本水平。此外，拨备覆盖率过低的中小银行，无法释放存量拨备转增资本，反而需要占用资本增加拨备。根据半年报披露的有效数据，报告期末有12家城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低于150%。考虑到很多银行未披露相关数据，实际不达标的银行数量或更多。2019年底数据显示，有29家城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低于150%，其中最低的不到40%。

　　三、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削弱，外部渠道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银行补充资本的方式有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内源性主要是指留存收益，对很多中小银行来说几乎是唯一的资本补充来源。但上半年受疫情冲击，中小银行内源性补充资本的能力被削弱。

　　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下称瑞安农商行)整体资本较为充沛，目前未出现资本紧张情况，不过其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留存收益)是我行近几年唯一的资本补充渠道。但目前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资产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导致盈利能力明显下降，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行的息差将进一步收窄，6月份较年初下降了0.2个百分比，利用留存收益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效果减弱。预计这一态势仍将维持一段时间。”此外，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下称上虞农商行)调研显示，“2018年、2019年和今年上半年靠自身积累分别补充资本4.79亿元、4.21亿元和1.70亿元”， “资本积累增速放缓”。

　　外源性资本补充对于提升资本充足率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主要渠道包括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可转债、定向增发、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部资本补充渠道十分丰富，近年来监管层也出台多项鼓励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政策，永续债、二级债等资本工具获得更广范围的推广和落地，但是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利用这些渠道仍然有较大困难。

　　数据显示，在各种资本工具的运用中，中小银行融资占比很低。2019年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总额达到5696亿元，但其中城商行仅有146亿元，占比2.56%；农商行发行额为零。在2019年二级资本债发行总额中，城商行占比18.4%，农商行占比3.26%，整体仍然偏低。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些渠道的使用门槛、便利程度等方面对于中小银行而言仍然不够友好，而偏高的融资成本也会吞噬利润。调研中，瑞安农商行表示，二级资本补充工具发行的“主要难点在于补充成本较高，会进一步吞噬利润；且二级资本债发行手续较为繁琐，无法缓解一级资本补充的压力。”另外，“尽管增资扩股手续方便，但按目前的分红比例(目前一般最高不超过15%)来看，补充成本最高；且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盈利增幅和资本收益水平下降，增资扩股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

　　2020年以来，监管层加快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资本补充步伐，在更多相关政策支持下，今年前7个月城商行永续债发行额达496亿元，占商业银行发行总额的比例达到了14.61%；农商行也发行了25亿元永续债。此外，今年中小银行永续债发行利率也较去年有所下降。自身需求迫切叠加政策环境趋好，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发行规模或将继续暴发。为进一步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相关政策仍需要针对中小银行的困难进行优化完善。接受调研的一家农商行建议监管部门改进资本工具发行审批工作，简化资本工具发行审批流程，同时在发行时间、审批额度内等方面允许银行有更宽裕的自主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