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已陆续完成披露。其中,金融科技投入和布局情况成为不少银行年报披露的重要内容之一。记者对金融科技投入情况进行整理后发现,不同于前几年,2022年地方中小银行科技投入明显提速,其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3%到5%之间——这一指标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已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中小银行科技团队建设和培育力度进一步加大,多数上市中小银行也逐步明确了自身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和重点。例如,上海农商银行2022年科技投入同比增长12.68%,占营收的3.88%;常熟农商银行去年科技投入增速达25%,主要用于核心系统和基础设施升级,并为业务数字化转型投产上线了财富管理平台、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乡村数字化智慧平台等;近年来,科技投入占比保持在5%左右的宁波银行在满足更多维度线上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搭建和完善了服务渠道,以全面对接B端和C端应用场景。
对任何类型的银行机构而言,数字化转型都已势不可挡。从外部看,在信息技术普及应用、疫情等因素推动下,行为线上化、大型银行服务下沉等趋势进一步加速,让中小银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竞争压力;从内部看,客户需求结构调整也给银行机构带来经营管理精细化转变的内生动力,这些都坚定了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不过,记者从多家中小银行了解到,一方面,机构主要负责人和科技部门负责人都认为目前科技投入仍远远不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从过往经验看,科技投入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到线上产品和服务层面,创新线上产品或推进“金融+”场景建设后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体验提升和业务增量,这成为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决策中的一大顾虑,也可能影响银行机构自上而下的转型合力。
事实上,科技投入和系统建设未能达到预期并不只出现在中小银行的实践中,只是由于科技投入特征以及不同类型机构潜在市场规模不同等原因,相较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对科技投入产出不匹配问题更为敏感。再加上近年来中小银行息差收窄、经营承压等影响,如何缓解科技投入产出不匹配问题,成为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直面和深入思考的内容。
尽管头部中小银行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已接近大型银行,但其累计投入和每年投入的绝对值还是相差较大。就大型银行的情况看,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大的业务量可有效摊薄大型银行在核心系统、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投入和运维成本;与此同时,尽管对应用、产品的建设投入都会有低产出的可能,一旦成功落地一项应用或产品,大型银行很容易在一定区域或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无论是技术迭代升级还是应用上线,大型银行都比中小银行更果断。如部分农商银行可以取得地方批发市场中客户的经营信息,但因为其客户上下游不在服务辖区内,农商银行就无法进一步开展服务。随着人员、资金、产品服务在更广范围内的流动,部分主体天然会选择服务范围更广的银行机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中小银行在进行科技投入前,需要对自身未来的定位、潜在市场范围作出更理性和精准的判断,才能让投入发挥更大价值。
围绕上述话题,近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金融行业是技术的应用者,很多新技术都可能为金融所用,但每一项技术都一定有其适用范围和能力边界;以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时,应依托于银行业务本身的特点。具体而言,像贷款、存款、理财等都不是高频业务,这意味着客户在需要办理业务时才会通过各种服务渠道与银行对接;再比如,贷款业务除了要进行风险评估,审核客户的还款能力同样关键;此外,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定位,其服务门槛不会轻易改变。这些业务和机构特征不随数字化转型而完全改变,数字化转型也不能破解所有服务难题,因此,银行机构需要清楚了解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解决何种问题以及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再去有针对性地选择科技投入方向。特别是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其技术迭代或系统建设可能需要寻求技术外包的支持,要厘清技术能力边界和业务实质,才能在科技投入选择中不盲从。
以此为基础,在一些共性的科技投入方面,省联社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例如,近年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就通过建设数据云项目,探索降低辖内农商银行的部分共性科技投入成本和运维支出。具体到每一家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需要以战略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部分头部中小银行目前对此已有认识和改变。其中,“以战略为引领”不应停留在机构定位上,而是要基于对每条业务线的发展方向、潜在市场规模、发展基础、可运用的信息资源等进行详细分析,再结合科技投入能力、科技人员配备、技术能力边界等情况进行综合考量,才能更好发挥科技投入价值,走稳、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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