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银保监局批复同意重庆梁平澳新村镇银行解散。该行拟通过解散方式实现村镇银行市场化退出，在业内较为罕见。相关人士表示，解散、合并、增持等市场化运作将更多出现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中，推进结构性重组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

　　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是“立足县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资金主要用于发放“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是我国县域地区“三农”金融服务的重要生力军，为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与“三农”融资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村镇银行业务规模不大，但机构数量超过了农村商业银行，是国内数量最多的银行。截至2022年末，村镇银行数量达1645家，约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40.46%。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少数村镇银行逐渐劣变为高风险机构，严重影响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服务能力。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有103家村镇银行为高风险机构，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32.59%。有的村镇银行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去年河南个别村镇银行风险事件引发关注。

　　兼并重组成为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今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今年6月，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推动省联社转换职能，规范履职行为，稳步推进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强化风险防范化解，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

　　2021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进一步督促主发起行落实风险处置牵头责任，推动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加快村镇银行补充资本，强化风险处置，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目前来看，村镇银行兼并重组主要有两类做法，一类是吸收合并后被解散，或改制为主发起行的支行，或被其他银行收购。例如，云南昭通昭阳富滇村镇银行因被富滇银行吸收合并而解散；辽宁千山金泉村镇银行因被鞍山银行收购合并而解散；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均因被哈尔滨银行收购合并而解散。另一类是获得主发起行增持。例如，绍兴瑞丰农商银行计划增持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至51%以上；长沙银行拟受让增持湘西长行村镇银行股份；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增持岱山稠州村镇银行、舟山普陀稠州村镇银行股份。从形式上看，主发起行主要以受让股权的方式增持村镇银行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被主发起行增持的村镇银行本身运营情况良好。以湘西长行村镇银行为例，2015年至2022年连续8年被评选为“全国百强村镇银行”。据长沙银行年报披露，湘西长行村镇银行实现资产、存款、贷款“三过百亿”，2022年净利润1.11亿元。

　　村镇银行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有的是行业共性，包括业务单一、资金成本高、资本补充渠道狭窄、社会认知度低等。村镇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占比大。随着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复杂，以及大行“下沉”带来挑战，不少村镇银行经营亏损，风险抵御能力减弱。但需要看到，推进村镇银行改革化险，亟待优化其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有的主发起行增持村镇银行，主要因为个别民营股东遭遇经营困难，无法继续履行股东义务。通过主发起行增持，不仅有利于村镇银行优化股权结构，增强公众信心，而且可提前防范股东风险向村镇银行传导。

　　相关机构的研究称，中小银行面临运营风险，是我国下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薄弱环节之一。中小银行运营风险主要表现为不良率上升，资产质量下降；净息差收窄，资产利润率低，盈利能力下降；拨备覆盖率下降明显，抗风险能力减弱；资本充足率下降，资本补充渠道相对单一。村镇银行上述问题较为普遍，因而，加快村镇银行改革化险，稳步推进结构性重组，必须引起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方重视。

　　从源头上化解风险，完善公司治理，提升经营效率，培育差异化竞争力，增强服务区域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的重点。村镇银行重组效应，不仅应体现在股权结构的变化上，而是更要表现在经营服务能力与风险防范能力的增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