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有四大行正处于“新老交接”的关键阶段，新一轮高管更迭拉开序幕。

　　近日，建行任命张金良为党委书记，同时免去田国立的党委书记职务。此前，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到龄辞任，继任者为行长廖林。在董事长渐次落定后，截至目前，建行、工行、农行行长仍然虚位以待。

　　围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摆在继任者面前的头等任务是带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大做强。而在“新老交接”之后，新晋掌舵者们能否做好全方位衔接，引领国有大行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尤为关键。

　　董事长渐次落定后行长有待补位

　　今年以来，国有四大行已有近10名高管发生变动。

　　据悉，待走完相关必要程序后，张金良预计将出任建行董事长，行长接任人选有待公布。与建行类似，工行董事长、行长发生变更，2月1日，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到龄辞任，继任者为行长廖林，新任行长尚未披露。农行行长一职则已空缺三个月，去年12月，农行行长付万军赴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行长一职暂由董事长谷澍兼任。

　　中行董事长、行长暂未调整，不过近期高管也有变动。今年2月，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进调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已同意聘任刘进为副行长。此外，中国银行监事长张克秋到龄退休，同时聘任卓成文担任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工行、建行、农行三家大行行长均为空缺。业内预计，在经过必要的干部考察程序后，行长人选将很快补位。按照惯例，行长通常为内部提拔、外部调任，此前也有“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的先例。

　　一直以来，国有大行保持着高管互换的传统，例如农行深圳分行行长姚明德赴工行担任副行长。国有大行还向金融系统输送多名高管，3月15日，工行副行长张文武拟出任中信集团总经理；1月22日，工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曾琪出任中信集团党委委员，拟任副总经理；1月10日，崔勇辞去建行副行长职务，转战光大集团担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金融高管选拔呈现两大趋势

　　近期金融干部的选拔呈现出年轻化、专业化趋势，这一方面由金融行业的特性所决定，也透露出新的用人思路。

　　当下，金融科技浪潮席卷着银行业，干部年轻化将为高管队伍输入“新鲜血液”和先进经验。虽然“60后”在国有四大行高管队伍中占据主流，但是越来越多“70后”获得拔擢，其中亦不乏“75后”。例如，姚明德出生于1970年，在农行工作多年；张文武出生于1973年3月，年仅51岁；刘进出生于1976年，年仅48岁。

　　“务实、低调、有想法、专业度高”是近期被任命的金融干部概貌，这也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

　　例如工行董事长廖林具有丰富的银行风险管理经验，曾担任工行、建行首席风险官。建行党委书记张金良拥有在多家主要银行的任职经历，曾在光大银行担任行长，在邮储银行担任董事长，并在任期内推动邮储银行A股上市。

　　新起点上的新使命

　　国有大行堪称“金融重器”，亟待激发出新的活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站在新起点上，国有大行重任在肩。然而和整个银行业一样，国有大行也面临利润增速放缓、净息差下行、资产质量承压等考验。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四大行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施展资产负债“平衡术”。虽然国有四大行看似追求“大而全”，但有着各自的战略侧重。就在2023年三季度，四大行的资产规模排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工行依然居首，而长期位居第二的建行被农行反超。截至2023年9月末，四大行按照资产规模排序依次为：工行（44.5万亿元）、农行（38.7万亿元）、建行（37.8万亿元）、中行（31.8万亿元）。

　　对于这一现象，有国有大行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农行依托深耕城乡的发展定位不断“下沉”，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快和慢是相对的，虽然建行近年来在部分领域的业务有所收缩，但是从科技能力上看，未来建行仍有希望重回第二。

　　当下，银行业“内卷”愈发凸显，金融资源正在向头部集聚。近年来，在“以量补价”的策略推动下，国有大行规模扩张保持较快水平，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已升至42.4%，较2018年末的36.67%提高了5.73个百分点。

　　国有大行的分量更重了，这也意味着高管肩上的担子更沉了。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国有大行要肩负使命、迎难而上。强大的金融机构如何构建？且看国有大行未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