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领袖”一词，在网红经济、直播、短视频等娱乐内容泛滥的当代社会，正在被重新“定义”。

　　最近，因屡次偷盗电瓶车被捕、渡过了长达4年牢狱生涯的周某，再次被推向了流量高点。此次，30多家网红公司开着豪车蹲守周某家里，希望签约周某将其打造成网红，数百万到上千万的的高额签约价频繁被提及。

　　被叫着“精神领袖”、“窃格瓦拉”的周某，一时间从盗窃惯犯成了占据流量和关注度的网络红人。

　　实际上，周某被高价抢签的现象，只是乱象丛生的网红经济市场一个微小侧面。

　　在网红经济被过度挖掘、放大的最近几年，不乏因为一句话、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就登上社会热点的网络红人。他们一夜之间被追捧，看起来钱途无限，但很快又被遗忘于江湖。他们同时也是被流量被资本裹挟着的人。

　　不断有人在成为新的网红，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网红经济，到底应该是怎样的？MCN、经纪公司对于流量至上的追捧，是否也说明了他们其实已经陷入流量困境？

　　当我们关注这场闹剧时，我们在看什么？

　　捧红周某的视频来源于2012年周某在一次被捕后的采访。“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周某淡定自若地说出了令寻常人震惊和捧腹大笑的金句，后迅速走红网络。

　　周某后来被判刑1年6个月，于2013年刑满释放。但是2014年他再次因偷盗入狱，2015年出狱。2016年，周某第四次入狱。

　　随着网络媒体、视频内容平台的发展，周某的那段视频多次被拿出来二次创作，无数网友在B站鬼畜区制作、传播着他的搞笑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着关于他的段子，网友还给他起了个“艺名”：窃格瓦拉。

　　今年4月18日，周某终于出狱。虽然一开始网友们更多是调侃、玩梗的心态在看热闹，但随着大量网红公司抢签周某的现象发生，一场引发巨大争议的闹剧也就开始了。

　　在接受采访时，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周某说：“感觉就像做场梦一样，第一时间想回家看一下父母。”他提到多陪陪家人，后悔以前做的事情，也提到想补偿家人找回失去的时间。

　　对于签约做网红一事，周某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不会去签约，因为不可能给别人打工。事实上，在狱中待了4年的周某，对于如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可能都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他“窃格瓦拉”，更不懂直播、网红的概念。“不可能，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在被问到是否签约时，周某如此回答。

　　周某的流量价值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开始显现，在抖音、快手上，出现了不少未经认证、挂着周某名字和头像的账号，有的账号没有发布任何内容，已经收获十几万到三十多万粉丝，以及数百万点赞。

　　擅长玩转网红、流量经济的人们，都想在周某身上获取流量和利益。这像极了在大衣哥朱之文门口直播的人，有人靠着直播朱之文的日常，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甚至一个账号卖出60万元。

　　这不是我们身边特有的现象。2014年夏天，美国34岁的Jeremy Meeks因为一张入案照突然走红，被称为“史上最帅罪犯”。此后不仅有无数网友追捧他的颜值，更有多家模特经纪公司开始接洽与其谈合作签约，包括范思哲和阿玛尼在内的大牌公司也表示有意聘请其当服装模特。尽管很快Meeks更多的信息被挖出：一家5口均有犯罪记录，其父亲是个强奸杀人犯……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网红，踏入时尚圈、影视圈，收获富二代女友。

　　Meeks的走红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争议。而这样让人震惊和唏嘘的事情，已经不断在现代社会发生着。

　　有人认为，“作为一个被偷过手机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支持一个贼当网红。”但有人也觉得，看窃格瓦拉的视频很有意思。

　　随着这类网络红人的走红，部分开始收割流量和金钱，网红经济行业多年来建立的平衡和制度，正面临被打破的可能。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电视时代蒸蒸日上，但改变了各种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也在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

　　这一现象，在网络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也同样上演着。技术的进步，为大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生活娱乐方式，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信息和资源更加纷杂的现状，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和判断。

　　被消费的“窃格瓦拉”们

　　当然，从法律层面，周某曾经如何，法律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惩罚。即使周某未来签约要成为网红，也无可厚非。

　　一位法律行业从业人员表示，从法律的角度看，时代迅速发展，以前很多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网红经济存在是可以理解的。网红职业也是合法合规的，只要周某在从事这份职业的过程中，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可。

　　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考量，机构、经纪公司签约周某，不一定就不适合做。但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被行业认可、被大众支持。

　　“抢着签周某的网红经纪公司很不负责任，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价值观导向，但凡有原则的公司都不应该干这个事情，做内容或者媒体相关行业的人，一定要考虑所做事情产生的社会影响。”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红人产业链服务商火星文化CEO李浩认为。

　　“不是说不打工不对，而是不打工以偷窃为生，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周某是以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走红，然后可以成为网红、可以签约、可以赚很多钱。这对网民、青少年的价值观引导会出现偏差。”

　　李浩表示，这种现象还会为平台招致监管层面的密切关注，同时会给经纪公司带来巨大的风险。

　　实际上，随着此事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监管层面的声音已经出现。中国广告协会21日就针对部分机构欲签周某的这一举动发表声明，对某些网红经纪公司为“流量变现”而丧失道德底线、有悖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良好风尚、损害社会化营销产业业态形象的行为表示反对。

　　中国广告协会明确，抵制“刷单”、刷量、刷评价等任何形式的数据造假，对损害消费者权益、虚假夸大等行为进行公开点评，公布网红经纪公司及“网红”红黑榜单，促进社会化营销业态的健康发展，服务诚信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如今的网络和社会中，网红也在成为一个“自媒体”，他们做的事情是和媒体、传播有关，就需要考量其社会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

　　上述律师表示，签约周某这样的红人，对MCN机构或者经纪公司来说，也是有风险的。其风险在于周某是否能带来充足的流量和购买力、是否能够适应直播，公司是否能够规范和引导周某的直播行为。

　　一般而言，平台会有监管义务，而经纪公司如果和周某签约劳动合同，周某就是其员工，周某的职务行为一般代表公司，也就是说周某工作中引起的纠纷，一般是由公司来承担。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过去早有前车之鉴。因为社会热点意外走红的素人不少，包括拉面哥、吹头哥、杭州小吴、大衣哥、流浪大师……他们中有人在逃离流量战场，有人转型做了网红，有的在爆红之后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很少看到他们之中有人能长久吃下网红这晚饭。

　　从行业角度来看，高价签约之后，红人持续生产内容能力至关重要。

　　目前，机构或者经纪公司一般可以通过规避合同风险，来达到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经纪公司看重的其实也是短期利益，肯定会考虑其中的风险，所以会在合约中规避这些风险。一些经纪合同对红人也是不利的。”

　　“窃格瓦拉”们，能救网红经济吗？

　　别人眼中走了狗屎运的周某，他自己觉得幸运吗？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看见的是，在这场网络流量争战中，不懂网红和直播的周某，同时也是被资本和流量推着向前的一个平凡人。

　　资本和流量为何要追捧周某？其背后，也揭露出网红产业中，日渐稀缺的流量资源的困境。

　　“现阶段流量稀缺资源，大多数的MCN或者网红经纪公司都很难，他们希望找到这种自带流量的人。”

　　李浩告诉新浪科技，现阶段MCN机构其实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行业内平台很多，不管是微博、抖音、快手，还是淘宝直播、小红书、拼多多，到处是MCN的战场。当平台越多，需求就越大，表面上看MCN进入了一个很好的阶段，但实际上 MCN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行业整体的洗牌已经拉开序幕了，但有的玩家还没意识到，MCN已经在一个高度白热化竞争的红海战场拼杀。”

　　他表示，头部的红人自带流量和吸引供应链及客户的能力，他们对MCN的依赖性最弱的。而10万粉丝以上的腰部红人，群体数量不小，活跃红人大概有20万左右。MCN的主战场，正是在服务这部分头部和腰部的红人。

　　“这个主战场有多大？ 抖音快手两个平台加起来，10万粉丝以上的活跃红人只有14万-15万。2019年4月份开始，短视频平台上的腰部红人活跃用户数据是下滑的，每个月基本上有环比位有下滑的趋势。”

　　李浩表示，这是因为大量的红人做到10万粉丝以上就开始出现瓶颈，而平台对于这类红人的容纳量是有限的，越来越多的素人在涌进来都抢流量；此外，腰部红人过于集中在泛娱乐品类，非常饱和、同质化很高，因此他们的变现能力弱，变现不行，红人的持续产出的动力就不够了。

　　在这样的主战场，竞争非常激烈。对MCN、网红经纪公司来说，新的流量从哪里来、商业变现效率如何提升，都成了问题。

　　所以也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一些MCN、网红经纪公司想要高价签约“周某”们，很大原因是希望解决流量困境。

　　同时，行业内上大部分MCN机构，更像一个红人经纪公司、签约机构，没有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用户运营能力、客户网络，也没有在供应链上生根，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而红人对于MCN的核心诉求——涨粉、变现，得不到满足。

　　如此，MCN和网红经纪公司在接下来一两年会面临非常大的洗牌压力。

　　“这就是现状。”李浩说到。

　　近几年，以短视频和电商直播为代表的社会化营销已成为经济发展新业态，但同时也在促使社会制度作出更多的规范。新传播方式的出现捧红了很多东西，歌曲、人、地方、食物，甚至生活方式，但我们在追求经济、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对社会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