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不到六年时间里，獐子岛底播虾夷扇贝接连三次出现大规模死亡灾情，不仅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也让獐子岛在资本市场的形象一落千丈。据獐子岛最新披露的年报，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29亿元，同比下降2.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92亿元，较2018年同比减少1321.41%。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獐子岛2019年财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公司内控鉴证报告出具否定意见。

    能否重赢市场信任？

    “无论原因如何，獐子岛短期内扇贝接连受灾，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管理层都是有责任的。对于未来的发展，应该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公司负责，对岛上的民众负责，对广大投资者负责。”对于獐子岛底播扇贝接连出现问题，有熟悉资本市场的一位专业人士认为，“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外因，没做好就是没做好。作为上市企业，应该建立有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风险管控也应做的更好，资本市场有资本市场的规则，资本市场有资本市场的评价体系，一而再的出问题，就怨不得市场的不认可，也怨不得他人的负面评价。”

    海洋牧场不断受灾以来，獐子岛也一直在调整和应对，公司披露的201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加工类产品、贸易类产品、苗种类产品盈利能力，在底播虾夷扇贝对整体收入及盈利能力支撑逐渐下降情况下，养殖板块的海螺、海参、鲍鱼、海胆等多元化的土著养殖品种逐渐发挥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苗种类产品收入9282万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318%；活海胆收入3060万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142%；牡蛎实现收入2951万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147%。食品加工板块，休闲即食类产品收入1.02亿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31%，海参加工品也有小幅增长。年报披露数据显示，2019年獐子岛经营现金流持续改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84亿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31.74%。2019年，公司贷款总额也由年初的26.79亿元下降到年末的24.98亿元，信贷周转中并未发生任何欠息或者逾期的失信行为。

    年报中，獐子岛表示要逐步提升资本市场信心，2020年，要努力达成与龙头企业地位相匹配，与优质资源相匹配，与产品品质相匹配的经营结果。要努力为股东、客户、员工创造增值空间和回报基础，树立公司良好形象，赢得市场信任。

    “一次次灾害用血淋淋的创痕告诉我们，敬畏自然、尊重规律、保护生态永远都是人类的必修课。但持续加强对海洋生态的系统性认知和技术性创新，才是规避风险、少走弯路的根本途径，这也将是我们现在和未来要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致股东的一封信中，吴厚刚表示要夯实基础，重新出发。

    “要想重拾市场信任，最重要的还是把经营和管理做上去。”对于獐子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前述资本市场专业人士认为，“产业层面，也应该尽快查明原因，趋利避害。需要加大认识和技术投入，找出相应的对策，而不是因噎废食，固步不前。”

    海水养殖路在何方？

    近年来北黄海底播虾夷扇贝接连出现灾情，2018年辽宁沿海还曾发生过圈养海参因夏季高温而大规模死亡事件，对于灾害的频发，有水产养殖专家认为这也是对目前发展模式的一种警示。

    据该水产养殖专家介绍，虾夷扇贝初期从日本引种之后，底播并不成功，只能在浮筏上养。1988年獐子岛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指导下底播增殖实验取得成功，拉开我国虾夷扇贝的底播增殖序幕，并成为我国海水养殖中的一个重要经济品种。

    “引进虾夷扇贝并试种成功到现在，发展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仍会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和解决。”该水产养殖专家表示，“2007至2009年间，浮筏扇贝就曾出现大规模死亡减产，但在各方的努力下，加强研究，并针对性的采取措施，现在产业发展的也很好。”

    中国海洋大学慕永通教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贝类产业是我国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贝类养殖产量约占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70%。健康发展的贝类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生计来源、增加就业和收入、维持沿海渔区稳定、丰富动物蛋白供应、清洁海域水质和固碳碳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在调研中，慕永通教授发现长海养殖贝类近年呈现“一高一低”的特点，既死亡率高，肥满度低。慕永通教授认为贝类养殖具有不同于其他品类养殖的诸多明显特征，其中特别包括两点。一是此类活动多发生在开放水域，水域条件及其变化直接决定了养殖活动的绩效甚至成败。二是贝类养殖占用海区面积大，在监管不当或缺位的情形下，海域的公共性、资源（饵料生物、废物消解能力）的有限性和用户的逐利性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超容量养殖情况的发生，并因此引发系列生态、经济和社会后果。

    针对贝类养殖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慕永通教授表示，为实现贝类养殖产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建议政产学研四方必须联动。贝类养殖要建立环境监控、数据发布与产业预警；要制定以养殖容量评价为基础的贝类养殖规划，严格监管以确保规划的有效落实；要进一步明晰和规范并严格落实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制度，适当延长两权期限，引导业户在“养海”的基础上合理用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贝类养殖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慕永通教授认为，首先应特别关注养殖贝类与当地海区生态环境适应的关系，培育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高产、抗逆品种。建立原良种场及土著种质资源库，为贝类遗传改良提供优质基因资源。其次，还要建立贝类病害预警预报系统。围绕养殖系统中的环境、病原及宿主相互作用关系开展研究，评价养殖动物的免疫力和健康水平，分析主要病原的分布与演替规律，研究养殖环境中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子的变化及其与病害发生的关系，依托海洋渔业大数据信息分析平台，建立贝类病害防控技术体系和病害发生的预警预报模型。

    对于海洋渔业如何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有行业专家表示，要从产业角度去分析，建立和完善一些措施。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就要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集约化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升级。要加快渔业发展由注重产量规模到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上来，推进海洋渔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运用到海洋渔业的综合管理以及防灾减灾上来，打造智慧化、信息化的海洋牧场。

    “从下海捕鱼到规模化海水养殖，再到生态化海洋牧场，大连，特别是长海县，在我国的海洋渔业领域，很长时间都扮演着先行先试的探索者角色。”大连市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许多经济发达地区，都是政府出钱投礁养藻，涵养生态，但在大连，许多企业却是自己花钱真金白银地向海里投放渔礁，改善环境。这里，除了对生态资源认识方面的原因，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是环境改善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

    上述政府部门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水养殖是典型的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行业。因渔业信贷风险大，相关金融机构出于风控和盈利方面的考量，小的养殖户融资途径更是以民间借贷为主，并不利于产业的发展。这就要求要创新金融支持模式，如成立产业基金，推动大灾保险等多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