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组成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因子，在文化遗产的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在社会转折或跃升时期，面临创造新的文化景观的时代要求，学界往往会提出反拨和超越传统的历史诉求。为了因应这种诉求的感召，许多学人的思维定式首先会指向经典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经典旨趣的重新发明。本期推出的三篇论文都涉及对经典的再思考和新解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本与根》一文认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目录学经典《四库全书总目》中找到了自己的本根和本源。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诸多范式是源于四库总目的批评史范式。《“玄德”的审美境界》一文指出，道家经典《道德经》所标举的“玄德”伦理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境界的生成，以“玄德”建构起来的道德人格和心灵境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地情怀所赖以滋生的心灵之源。《声失则义起——汉魏五言诗之经典化重塑》一文通过对作品改写、文献重编、内涵重释等方面的分析，指出主流史述中的汉魏五言诗已经远离了其原初形态。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目录书，其文献学和思想文化史的价值自不待言（有学者把它与同时期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比较），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亦愈来愈引起学界关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名”是舶来的，其“实”却是土生土长的，是从《总目》集部的“诗文评”之中生长出来的。

　　受西学的影响，清末我们有了“文学史”，“五四”之后又有了“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时期的代表作，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位先生冠名为“批评史”的专著。朱自清先生写《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诗文评的发展》，大力推介三位先生的开山之作，说他们是用“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从新估定”《总目》集部“诗文评”的价值，是从《总目》集部中发现了“系统的文学批评”，从而将“诗文评”这一“集部的尾巴”提升为独立的学科。

　　《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小序，或可视为最早的也是最简的“批评史”：“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世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这段文字不仅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简批评史”，而且是对“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小序列举的五例，是批评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五种范例或范式：究源流、评工拙的刘勰式，第甲乙、溯师承的钟嵘式，备陈法律的皎然式，旁采故实的孟棨式，还有体兼说部的诗话式。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范式之分类与命名，因其语境或层级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述；而从言说方式和批评文体的层面来说，《总目》集部之诗文评类小序的范式界说是颇有价值的。

　　作为20世纪现代学科之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一部18世纪的目录学经典中找到了自己的本和根。于是，批评史从《总目》集部诗文评类这篇不足300字的小序出发，走上了自己“范式演变”的历程。从表面上看，近百年的范式演变，似乎是被西学牵着推着甚至裹胁着。中国文论若离开异域范式就会失语，这几乎成了文学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对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式演变作深度考察，或许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平心而论，百年批评史在中国本土的范式演进，并没有脱离18世纪《总目》的学术谱系和文化传统。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诸多范式之中，最具有原本原根、原生原创、原汁原味之辨识度的，还是源于四库总目的批评史范式：不仅仅是《总目》集部之诗文评类小序所总结的“五例”，更是《总目》自身所囊括的“四部”。

　　“五例”之中先在地包含了“四部”。刘勰式的究源流，“源”在何处？“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刘勰的理论范式，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是“经学范式”。如果说，钟嵘的“溯师承”“第甲乙”和孟棨的“旁采故实”、皎然的“备陈法律”，大体上属于“史学范式”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么，刘攽《中山诗话》和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体兼说部”，则显然是“子学范式”的“博明万事，适辨一理”了。《总目》自身对集部诸多“诗文”的“评”，乃至于对四部所著录、存目的万余种典籍的“评”，无疑是“诗文评范式”的“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当20世纪初的开山大师们将《总目》集部的“诗文评”升格为“批评史”时，仅仅是从古典言说方式即传统批评文体的“五例”，逐渐演变为既有原汁原味又与西学互鉴互证的“四式”：经学范式、史学范式、子学范式和诗文评范式。近百年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进，既是“西学范式”的影响史，也是“中国范式”的演进史——后者可表述为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

　　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四库的大逻辑还是批评史的小逻辑，经、史、子和诗文评这四种范式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借用《文心雕龙·宗经》篇的话说：经是“根柢槃深”，史、子和诗文评则是“枝叶峻茂”。经学范式是根本，是纲纪；史、子和诗文评范式是衍生，是羽翼。前者是刘勰所说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后者则是戴震所说的“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即从“小学”（文字学）经由“经学阐释学”再到对文论关键词的释义与诠解。经学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关注“字”“词”“道”之关系，由“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条路径，衍生出诸如文以载道、通经致用、以意逆志、立象尽意、深究诂训、精研义理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方法。

　　从“经学范式”这一根本或枢纽出发，若“原始以表末”则有“史学范式”，若“敷理以举统”则有“子学范式”，若“选文以定篇”则有“诗文评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审美范式及形式主义范式”构成互释互证、互参互渗。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从20世纪初的草创到21世纪初的繁荣，其标志性成果均为“批评史”论著。不同体例和风格的批评史，自觉引入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史识、史观和史法，力图在民族文化、民族心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中国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

　　《总目》子部总序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学“博明万事，适辨一理”，既融通百家之义，又自立一家之言。笔者曾尝试以子学的眼光和方法开拓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揭示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如何孳乳出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诉求和“比兴”的话语方式铸成中国文论理论形态的人格化和理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酿成中国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印度佛教对世界的想象和中国禅宗对语言的超越又为中国文论提供了理路与诗径相统一的可能。视野弘阔与思想争鸣，兼收并蓄与新见独标，是批评史研究子学范式之优长。

　　比照现代学术分类，四部中羽翼经学的史、子、集三部，史学和子学分别与历史学和哲学相通，而集部之学则与文学相通。《总目》集部分为五大类，一头一尾的“楚辞类”和“词曲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诗文评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而“别集”和“总集”两大类所著录和存目的典籍多为诗文之作。明乎此，则可以说《总目》集部之目录提要就是具体的文学批评：集部不仅仅有“诗文评类”，集部提要也大多为“诗文”之“评”。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古代文论及文化的通变，不仅继承了“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而且接续了子、史、集之“史论评相结合”的具体批评的传统。后者使得中国文论在借鉴“西方范式”的同时，对失焦于“文学”、以“理论”自身为目的的倾向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从而远离“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窠臼，远离“理论生成理论”之陷阱。

　　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借鉴西学范式的同时，要发掘中国资源，总结中国经验，归纳中国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总目》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研究，不仅构筑了扎实的目录学和文献学基础，而且提供了精湛厚重的理念、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堪称经典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