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刊发了李敬泽先生的文章《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由〈龙江文学批评书系〉想到的》。其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地方对一个批评家能否产生类似于它对一个作家那样的塑造性影响？一个批评家，他能否将某种地方性影响内化于他的批评眼光，以至于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批评？”

　　在当下语境中想象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或许有一个无须言明的前提，那就是对现有盛行的文学批评方式的不满足，以及对文学批评新的可能的呼唤。

　　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是及物的也是开放的

　　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仍在继续，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层出不穷，却似乎未能有力地促进文学批评及其所依托的文学史观念的自我更新。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文学史现场，以及与个人生命实感经验的疏离，是日渐“学术化”的文学批评的症候所在。

　　如果说“学术化”是文学批评难以回避的发展方向，但仍然不能就此说明僵化的、封闭的，满足于既定文学史观念循环和理论内部自我演绎的批评方式，是其理想形态。就根本而言，“生活是源，学术概念体系是流”。而“对本时代的生活世界问题意识的感应”，则是“学术生命生生不息的根基”。基于同样的原因，走向“学术化”的文学批评，仍然需要面对生活世界的诸多问题，并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进行及时回应，进而获得生生不息、自我更新的力量。

　　一位文学批评家认识的高度、理论视野的深度，不仅关系到他的知识谱系，更与他对生活世界问题意识感应的深度密切相关，也跟他理论化地处理问题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与生活世界、理论观念、文学实践和生命体验互动共生的文学批评，及物和开放的文学批评，必然是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地方根基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包括批评家“文学故土”所蕴含的具有地域特征的、个人的独特生命经验，也包括批评家对身处其中的地方文学、地域历史、地域文化等的独特处理。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地方经验还与文化观念的本土性和在地性密切相关，即如何扎根于独特的中国经验，在融通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

　　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得以确立的前提，是批评家对自身作为独特的“历史性主体”的自觉意识。他对自己所身处的历史位置，所能依凭的思想资源，以及需要承担的时代问题有着充分的认知。有了这个认知，他作为个体独有的生命经验，便成为个人表达世界的基础，也是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批评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

　　个人具体、鲜活的生命经验，不仅具有即时、当下的意义，而且与批评家现实的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相关，与故乡密切关联的文学记忆相关。这么一种源自个人生命经验的地方根基，足以成为批评家作为独特的“历史性主体”思想和审美感知的基础经验，他看待世界的广度、深度和宽度，以及文学批评视野所能抵达的境界，多半奠基于此。

　　就像沈从文一样，批评家可以通过回顾个人生命的“来路”，而不断实现自我发现和生长的可能。个人生命的地方根基虽然属于先天的，但却并不自足和封闭，而是可以呈现为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敞开状态。这有赖于批评家的自我调整和不断开启。地方根基也可以是一种生命经验和阅读经验汇聚而成的精神起点，一种批评得以不断生成、渐次阔大的基础。如果文学批评家拥有个人作为“历史性主体”的自觉意识，他所能依凭的资源就没有了限制，于是，上下四方、往古来今都可以纳入“我”所思考的范围。批评家的自我既可以向广阔的生活世界敞开，也可以向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敞开。

　　地方性的写作，也有抵达普遍性的能量

　　文学批评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到批评家所依赖的地方经验的第二层含义，即批评家对身在其中的地方文学经验，以及地方文学所依赖的地域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等的深度感应和理论处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拥有独特的文学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是衡量一位作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如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的湘西、路遥的陕北、贾平凹的商州，都具有独特的文学地理意义。这些作家文学意义上的“地方”，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内容，足以成为新的文学世界敞开的基础。

　　因对陕北文化和“人民文艺”传统的深切感知，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仍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并将之推进到一个新的状态。因为对关中和陕南丰富的传统文化遗存、精神积淀有着深度感应，贾平凹以赓续中国古典文脉的方式完成个人写作的“中年变法”，进而开拓出全新的境界。路遥、贾平凹扎根于地方经验的写作，并对当代文学境界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说明基于“地方”经验的写作，有着抵达“普遍性”经验的能量。

　　而“普遍性”也只有落实到某种地方经验上，方能发挥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意义，不至于成为凌空蹈虚的观念推演。贾平凹接续中国古典文脉、努力开拓文学新境界，超越了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思维限度，开辟了古今中西融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虽然奠基并展开于“地方性”经验，却包含着修正“普遍性”经验的力量。这就是“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的辩证意义。

　　文学批评家需要对时代的总体问题保持深度感应，而且对作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传统有更为深切的感知，才能启动与之相应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在论及贾平凹整体的写作倾向和审美偏好时，李敬泽意识到，贾平凹的写作，面对着《红楼梦》的“影响的焦虑”，既向曹雪芹致敬，也和曹雪芹“竞争”，即努力在新的语境下重启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方式，以处理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进而创造扎根于时代，又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作品。贾平凹笔下虚拟的商州世界，不仅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地方经验，同时还指向更为广阔的中国经验。

　　这涉及百年来所面临的文化“古今中西之争”，也是对今胜于古、西优于中观念的深刻反省，在此基础上确立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自信。盲目追逐所谓的世界的普遍性，导致如鲁迅所说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陷入离开西方理论则不能思甚至无思的无能境地。从根本上突破这种困境，重建文化自信是必要前提，这或许是李敬泽虽未言明却最终指向的“大问题”之一。

　　而作为“学术化”可能抵达的最高层级，文学批评如何可以让批评家扎根于生活经验和时代经验，完成时代文学、文化代际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责任，无疑更为紧要。文学批评家需要对时代问题进行深度感应，扎根中国经验，吸纳古今中西资源，进而实现既具有历史延续性，又有鲜明时代性，且向未来敞开的理论创造。唯其如此，文学批评才能因为充分参与时代的精神进程，而秉有文化赓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