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18日透露，截至7月16日，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11省份有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其中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他直言，今年汛期，受损文物范围广、数量多、损失大，是近年来汛期文物受损最为严重的一年。

　　古桥、古城墙为何屡受损？

　　据介绍，长江流域省份文物受损情况较为严重，其中江西160处，安徽144处，湖南62处，四川41处，广西35处，湖北31处。受损文物中，古桥梁被冲毁、古城墙坍塌和文物建筑房屋垮塌较为严重。11个省份中共有70余座桥梁受损，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黄山屯溪镇海桥、四川阿坝红军长征遗迹达维会师桥和江西婺源清华彩虹桥等被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襄阳城墙发生局部坍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桂林李宗仁故居、湖北十堰武当山建筑群五龙宫龙虎殿，以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娄底朱家大院等发生房屋垮塌。目前，一些省份汛情仍在继续，文物防汛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宋新潮指出，古老的文物建筑在严重的自然地质灾害面前显得尤为脆弱。一方面，文物本身防灾抗灾能力弱。古桥梁、古城墙、古民居等文物建筑年代悠远，犹如历史“老人”，千百年受自然环境侵蚀和人为活动影响，抵御自然地质灾害能力弱。历史上许多文物建筑毁于灾害，或者历经数次灾后重建保存至今，如此次洪灾中被冲毁的安徽黄山屯溪镇海桥历史上多次因洪灾受损重修重建。

　　同时，我国文物建筑多为木构架结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材、砖瓦等，尤其是一些革命旧址，多为祠堂、民居建筑，建筑等级不高，容易在自然地质灾害中受损。另一方面，极端天气增大文物安全压力。文物分布区域复杂，许多位于山区、河流、湖泊、沟谷区域，受自然地质灾害影响较大。

　　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项目负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乔云飞指出，古桥梁是适应当时自然环境和交通需要建造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地方上的一些建设活动可能会把多年断流的河道填埋。在雨水小的时候，这些断流河道可能没什么作用；一旦碰到大的汛期，它就成为泄洪通道，河道上的桥梁自然也就岌岌可危。

　　今后如何最大程度保证文物安全度汛？

　　针对目前的汛情，国家文物局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可能面临的灾害险情，整治安全隐患，周密组织防灾减灾工作，妥善做好受损文物后续保护工作，搜集、保存好文物构件或者部件，组织文物修缮、修复，将文物损失降到最低。向文物受灾严重的四川、湖北、广西、安徽、江西、湖南、重庆等省份，拨付文物应急抢险资金350万元。

　　宋新潮坦言，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防灾减灾技术研究不足。我国文物、建筑学界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研究集中在建筑格局、形制、结构等方面，对文物自身具有的防灾抗灾功能作用关注不够，未能形成系统的文物防灾理念和技术体系，文物修缮中防灾减灾措施缺少针对性指导，许多文物自身的防灾抗灾功能尚未很好发挥。

　　除此之外，防灾减灾整体能力不强。一些地方文物防灾减灾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文物防灾减灾尚未作为重要和专项内容纳入地方自然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当中。

　　他也指出，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文物防灾减灾应急机制，指导各地根据实际制定文物防灾减灾和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完善文物灾害险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灾情防范、受灾处置、信息报告、灾后修缮修复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切实增强文物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在文物修缮中就要考虑防灾问题。在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不影响文物本体安全和环境风貌的前提下，应该将建筑加固、防震、防渗、泄洪等文物防灾抗灾措施，作为文物修缮内容予以同步考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由国家文物局联合科技部申报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项目已经在2019年立项。乔云飞介绍，该课题以不对文物本体进行干扰为前提，围绕洪涝、大风、地震3种自然灾害，将选择四川、山西地区古建筑、石窟寺、古遗址不可移动文物，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灾前、灾中、灾后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

　　事实上，发挥文物自身防灾功能同样重要。北京故宫“九龙吐水”的科学排水系统使其600余年始终未遭水害，四川都江堰本身即是分水排沙泄洪水利工程，安徽寿县古城城墙石堤岸、涵洞、月坝等系统没计构成了完善的城市防洪体系，赣州古城“福寿沟”是宋代城市排水系统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防汛抗灾作用。

　　宋新潮认为应该对此组织开展专项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一些古城、古村落和古建筑等本身具有的独特防灾体系和抗灾功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城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