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日本朋友的接触中，常为日本有识之士对于中日文化交往的诚恳热切而感动至深。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日友好，被誉为“日本当代的孔夫子”。2003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做了两次大手术以后，亲口对我说，他唯一的愿望是有生之年再到中国杭州西湖的白堤和苏堤上转一圈，哪怕是坐着轮椅。大作家井上靖70岁后6次到中国考察，写出了长篇小说《孔子》，他对儒学的人性化理解打动了大量中日读者。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坚持和平反战立场，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国家，文化交流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儒学好学、求仁、亲民、王道、积德的基本价值观，在中日儒学文化中都有体现。因此，见贤思齐、不同而和，这是数千年来中日文化交往的主调。

　　历史上，影响日本的第一位儒学大师朱舜水赴日建立了舜水实学理论体系，它启发民众、培养道德、完善治理，使儒家学说在日本得到了助力社会改革的大好机会，为后来日本维新致强打下了基础。至近现代，当日本先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许多中国的先行者如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又在日本接受先进观念，鼓舞了改良和革命的斗志。

　　那些先驱者们，使命在身、信仰坚守、备尝艰辛、孜孜以求，为我们铺就了两国互联互学互鉴互补的文化之桥，使中日两国文化呈现出各有千秋、相异相通的文化面貌。

　　中国和日本交往很多、很深、很相知，但文化性格与利益选择上仍有许多异质乃至隔膜，历史遗留下来的伤害也仍然有待勇敢公正面对。经过了许许多多牺牲和探索，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基础，仍然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审时度势，包容而求同，沉稳而有定力。

　　今天，我们面对着新的多极世界格局，需要新的思考与审视。世界各国的关系应该是君子之道、求同之道，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道，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道。不同而和，互利双赢，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能共同构建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文化交流，正是抵制单边主义、去全球化，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