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几十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故宫博物院院史上曾有过一件大事，即“故宫文物南迁”，马衡正是亲历者之一。

　　他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曾和故宫人一起尽己所能保护文物。在最近出版的《马衡年谱长编》中，对此也有记录。在该书编著者、马衡长孙马思猛的讲述中，彼时的马衡和故宫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

　　没有学历的金石学家

　　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出生于1881年，父亲当时是一位县令。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经常跑到县衙旁边的书肆看书。

　　经二哥马裕藻介绍，马衡考入当时的新式高等教育学堂南洋公学，但没有正式毕业。通过别人撮合，马衡娶了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二千金叶薇卿为妻。

　　“岳父家资巨富，为马衡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所需的资金，让他在生计上没什么后顾之忧。”马思猛说，马衡喜好研究古玩，广收碑帖拓片以及古籍，苦习书法篆刻。后来受聘于北京大学，“他没什么学历，基本靠自学。”

　　后来，宣统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没多久，临时执政府颁发命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马衡以金石学家身份和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一起受聘于善后委员会，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被推举为临时理事会理事，兼任古物馆副馆长。马思猛说，从建院初期至1934年正式任院长期间，马衡不在故宫领取薪资，是义务服务。

　　大迁徙！故宫文物开启南迁之旅

　　在担任故宫古物馆副馆长几年后，马衡于1934年正式接任院长一职，辞去了一切社会工作职务。此外，他也亲身经历了浩浩荡荡的故宫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院史上的一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告急，为避战火，保证国宝安全，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的精品南迁。

　　对图书、文献、古物三馆来说，装箱难度大不相同，古物馆最难：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损，例如瓷器。在马衡主持下，古物馆的职员一起想办法，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

　　“比如国宝石鼓，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十个石鼓，一个大约有一吨重，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不小心，石皮就会剥落下来。”马思猛说。

　　他查阅了许多资料后发现，马衡在请教很多古玩商后，决定用高丽纸把石鼓糊起来，用棉被包扎，再捆上稻草绳，确保石鼓安全。此外，他还亲自监运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

　　文物到哪里，人就到哪里

　　1934年，马衡正式接任故宫院长一职。彼时，文物南迁已告一段落，上任后，他立即组织开展对故宫博物院留北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工作，做了详细记录。

　　他也在为建立南迁文物的保存库呼吁努力。《马衡年谱长编》的序言中提到，1936年3月，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8月完工。这座三层的钢骨水泥建筑，存放着从上海转迁的故宫文物。

　　可是，国宝们没能就此安定下来。“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便奉命再向西南后方疏散，或称“西迁”。

　　“这次西迁分三路进行，也有分别随同西迁文物到后方的故宫工作人员，负责文物的日常保管与维护。马衡主要在重庆负责统筹调度，文物具体的存放地点由他反复实地考察后确定。”马思猛介绍。

　　他说，为了保留这段战乱期间故宫部分精品文物迁徙的完整史料，马衡特命欧阳道达负责实事求是地记录所有文物迁徙全过程，以备将来对国家和国人有所交待。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人们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比如在峨眉负责文物保管工作的是那志良，由于家尚在北平，家里的生计一度成了问题，他便写信给马衡，要求回北平。

　　“马衡便想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尽量出售，卖了钱给那志良家里用。他写信给当时的故宫总务处长张庭济说了这个想法，但最后没有实现。那志良被打动了，再也没有提过要回北平。”马思猛觉得，那时故宫人也一直有一个信念：文物到哪里，人就到哪里。

　　把故宫当成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员与西迁文物东归的工作。“他原本主张文物直接回北平本院，但国民政府行政院未予理采马衡的意见。”

　　马衡心里明白，文物回迁北平故宫已无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由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主持，自己留守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工作。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电令马衡选故宫本院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多次来电催促马衡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却以装箱的精品文物要先列清单上报为借口拖延，并再三嘱咐员工，文物很娇嫩，装箱时一定要小心，绝不能着急。”马思猛说。

　　借口“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马衡尽力拖延，一直到交通中断；到后来，他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选装的文物精品一件都没能运出去；本人也借口身体患病，拒绝赴台。

　　北平解放后，马衡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

　　“他把故宫博物院当成家了。溥仪带出宫的文物流落民间，马衡就多次向行政院提议拨款收购。”马思猛说，马衡去世后，家属又遵其愿望，将他多年收集的全部文物也捐献给国家。

　　几十年时光过去了。在马思猛看来，马衡有一个理念：中国一切历史留下来的文物、文献，都应该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保管，“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