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古籍，是门磨工夫的手艺。方寸之间摆满镊子、棕毛刷、糨糊、裁纸刀等工具，在工作台前一埋头，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0多年来，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杜伟生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曾主持过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

　　2012年退休之后，他被返聘回国家图书馆，除了继续做修复工作，还会指点年轻修复师。每个工作日上午，69岁的杜伟生都会赶到国图南区的修复室，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人会得病，书也是”

　　杜伟生清瘦而健朗，神态冷静坚毅。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落下了颈椎病。

　　“人会得病，书也是。”杜伟生说，“古人常常把书当作人来看待，书头、书眼、书口、书背、书脊、书脚等，全根据人的身体部位来命名。”随着时间流逝，纸张会老化、酸化、劣化……研究显示，如果纸上的黄斑占比超过60%，保存期限就仅剩50年了。修复师要抢救的就是这类濒危古籍。

　　在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中，人们大概发现了200多种食书虫（也称“书蠹”）。它们和青霉、红霉、黄曲霉等微生物都是书的“敌人”。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人为破坏，例如撕皮、缺页，或遭遇水与火的“洗劫”。

　　敦煌遗书诞生于公元398年，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年代最早的古籍之一。在修复这些古籍时，杜伟生曾意外发现，一些书页上均匀分布着烧灼后留下的窟窿。看着这些窟窿，他仿佛看见古人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情景，以及油灯不小心烧到书页时古人惊慌失措的样子。他觉得，这些细节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越修胆越小，越做越谨慎”

　　敦煌遗书最初修复时，采用的是行业惯用做法：将纸张搓薄，在后面贴纸，对古籍有一定的破坏。杜伟生说：“那时处于新老修复理念交替时期。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珍藏古籍、了解了其他可能的修复方法后，我觉得自己越修越胆小，越做越谨慎。”

　　1987年，杜伟生成了古籍修缮组组长，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因他的坚持而暂停。1991年再次启动敦煌遗书修复时，他从前辈修复《赵成金藏》以及自己在英国修复敦煌遗书的经历中汲取经验，确定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作的内容、原料与装帧形式。

　　杜伟生带领组员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复敦煌遗书，一干就是10年。修复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加蜡的硬黄纸，压干后特别容易裂开。经过反复琢磨，他摸索出“分段压平”的方法，成功攻克难题。

　　另一个绝活，是在修复《永乐大典》时被“逼”出来的。2002年，修复组决定采用不拆页的方式修复《永乐大典》。杜伟生只能把工具伸进古籍中间“掏”着补，并根据感受不断调整。今天，这种“掏补”技法已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

　　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从事古籍修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古籍修复涉及文物学、化学、造纸学、艺术学等学科知识，具有交叉学科属性。国图新入职的修复师中，有许多学习化学、造纸等专业的高学历人才。一次，有位年轻同事利用显微镜观察纸的纤维结构，很快得出了纸张材质鉴定结果。这让一向根据经验“摸材质”的杜伟生深受触动，也倍觉喜悦。他觉得：比起修书，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同样重要——“这个行业虽然不大，但只要有书，就得有人”。

　　现在，杜伟生有三四十个徒弟。他认为，培养修复人才必须把学校教育和学徒制结合起来：“专业院校的优点是博采众长，学徒制则能把师傅的技艺和工作习惯传给学生。”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杜伟生这样评价古籍修复行业。2001年，他执笔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这位毕生情牵古书的“古籍医生”，把赓续传统文脉看成人生大事：“这不仅是修复师的责任，更是时代的责任。”（记者王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