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地志写作空前繁盛。与史书地理志崇尚实用不同，此时期的地志更加注重自然山水的描写和人文轶事的记述，具有地理与文学相互渗透融会的特点，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堪称代表。《伽蓝记》虽以记为名，却以京都大赋及骈散结合等方式书写园林建筑之美和都市风情故事。同时，在记载伽蓝时参用志怪笔法，并于都市变迁叙事中融注悲壮之情，开都市记体文学之先河，与侧重描写自然山川的《水经注》相映生辉，成为中古人文地理著作的创作范式。

　　《伽蓝记》借鉴京都赋艺术手法描写园林之美。《伽蓝记》秉承京都大赋的中原正统意识和写法，在传统的宫殿、苑囿、畋猎、物产、民俗、文化等题材之外，生动描写了洛阳园林。在杨衒之看来，洛阳乃承续华夏正统之地，是汉文化正朔之所在。他在《伽蓝记》中表现帝京空间之美时，自然会采用京都赋的写法。洛阳作为北魏都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国际性大都市。城市园林的大规模营造为杨衒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伽蓝记》堪称中古园林文学的代表。皇家园林的庄严与奢华，私家园林的富丽与雅致，寺庙园林的幽静与禅意，经作者生花之妙笔，曲尽其胜状与风姿。《伽蓝记》记载了两处皇家园林——西游园和华林园。作者在描写其景色时，由近及远，移步换景，楼台仙馆、雕栋丹楹、碧海曲池等奔走笔下，如游仙境，极力渲染了帝室皇居的空间壮丽之美。于私家园林，作者或简笔勾勒，或不胜繁复，描写了北魏皇室贵族造园的华美与绮丽。而寺院则多由贵族舍宅而成，兼具私家园林的精致和佛教的禅意，记述重在突出其幽远的禅境，如景林寺、景明寺、法云寺、大觉寺、永明寺等园林的描写，无不风景清丽、虚静空灵。《伽蓝记》在描写园林景物时汲取京都赋骋辞铺采的特长，多用四言句式，整饬典丽，铺叙园林物产之丰饶，颇具夸饰特色，可谓是京都赋与地志的巧妙结合。

　　《伽蓝记》采用骈散相间的散文体式描绘都市风情。六朝骈文兴盛，杨衒之创造性地将骈文元素融入散文写作之中，描绘帝京风俗、传统节日、民间传说及市井风情等，形成“秾丽秀逸”的文学风格。如卷四记载临淮王元彧雅好宾客的情景：“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领其玄奥，忘其褊恡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用骈俪手法记述贵族文人的交游和雅集，自有清拔之气。最为精彩的当属卷四《法云寺》“洛阳大市”一节。作者记写市井百姓日常生活，有善吹胡笳的艺人田僧超，威武善战的将军崔延伯，擅长经营的富商刘宝，狐媚迷人的狐狸精孙岩妻等，人物形象生动，内容极为赡富。如杨衒之描写洛阳大市的繁华：“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以骈俪之笔生动地展现了洛阳贸易之盛，货物之丰，商人之富。又如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美酒：“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蕃，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则采用散体，寥寥数语，而形神兼备，《水浒传》“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或从此化出。作者或散或骈，运用自如，贵族与市民生活杂陈其间，凡人与狐魅诡秘邂逅，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生机盎然的都市风情画。

　　《伽蓝记》在记述伽蓝时借用并发展了志怪笔法。《伽蓝记》记录了许多与伽蓝相关的神怪故事。如卷一《昭仪尼寺》记光明寺中金像与菩萨合声喝贼事，《修梵寺》写邢峦贪据董卓财物经年而卒事，卷二《崇真寺》写比丘惠嶷死后复活，具说阎罗王检阅之事及刘宣明死后尸行百步之事，《平等寺》写寺中金像每当国有变乱之前必先发佛汗事等，都采用了志怪笔法。这一笔法承续《搜神记》并有所发展，故事情节比较复杂而富有变化，人物形象也刻画得较为丰满生动。从魏晋《搜神记》至唐传奇，志怪小说绵延不绝，除《搜神后记》《幽明录》《述异记》《续齐谐记》《宣验记》《冥祥记》《冤魂志》等外，《洛阳伽蓝记》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伽蓝记》的志怪描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标志北朝志怪文学所取得的成就。魏晋以后，志怪小说在南朝蓬勃发展，现存的志怪小说几乎全是南朝作品。《伽蓝记》的出现，表明北朝在志怪小说发展中亦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不同于一般“为志怪而志怪”的写作传统，《伽蓝记》采用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将志怪与史事融为一体，对后世唐传奇如陈鸿《长恨歌传》、杜光庭《虬髯客传》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伽蓝记》在时空交织、都市变迁中纳入悲壮之情。《伽蓝记》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构成了一种时空交织的网状叙事结构。首先，作者以空间为出发点，围绕“大伽蓝”主题，按照空间方位的变化，从城内至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井然有序依次呈现，整体布局可谓胸次丘壑、开阖有致。其次，以时间为纬，将历史事迹附系于“伽蓝”，叙述与之相关的史实、人物、传说及风俗等，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立体式的洛阳城市生活画卷。杨衒之记史，在时间上往往颠倒错置，不以编年为先后，视其所记之史与佛寺的关系而定。这种严整绵密的结构，将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作者在著述时采用了两种判然不同的心态和笔调：记录寺庙时客观而冷静；叙述历史时则情感激越。一方面，杨衒之出于北魏洛阳为天下正统的认识，对北魏鼎盛的国力和中原文化充满自豪之情；而凡牵涉南朝的人事，则皆以“吴儿”“伪齐”“伪梁”称之，鄙视意味甚浓。另一方面，作者在叙事之中流露出相当浓郁的感伤情怀，尤其在叙述北魏灭亡时，笔端往往带着悲怆难抑的感情。《伽蓝记》叙事始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止于元修永熙三年（534）迁都邺城，记述的乃是从“光宅嵩洛”到“皇舆迁邺”四十二年之间的史实。此段时间正是洛阳从废墟中得到重建，又从繁盛都市复归于丘墟的过程。杨衒之身为北魏旧臣，于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他心中的繁华故都已是遍城荒凉，孝文帝苦心经营的文明盛世恍若隔世。于是他“慨念故都，伤心禾黍”，立志要让消逝在历史烟尘中的故都伽蓝流传后世。因此，《伽蓝记》不仅是对帝京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更是对北魏王朝政治空间演变的忠实记录。宏伟的城门宫殿，庄严的寺院浮图，华丽的花林园池，一座座精美得令人惊叹的建筑景物在岁月的河流中遭到磨蚀和摧毁。书中出现的一寺一物往往连带着一段沧桑的历史，佛寺越是壮丽，历史越是惨烈，就愈使读者感觉悲凉与沉痛。作者用沧桑的历史变故与人物变迁，反衬壮丽无比的宝塔与金刹，由此形成回肠荡气的悲壮之美，构成全书悲凉的美学风格。

　　总之，《伽蓝记》以京都大赋和骈散结合等笔法书写北魏洛阳城，集聚了一种内在的情感力量，展现出中古都市文学空间化叙事的新视野，有着震撼心灵的穿透力，正如明毛晋所说：“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后世《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帝京景物略》等虽均记载京师之繁盛，却缺乏杨衒之的人文情怀，其成就难与《伽蓝记》比肩。明胡震亨评《东京梦华录》云：“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法耳。”胡氏所言之“法”，当是指杨氏于叙事中寓含褒贬、熔铸自我情感的书写方式。《伽蓝记》的都市书写，为后世都城文学树立了典范。（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