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撰《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其中第一节“曾经，‘文学’就是‘教育’”，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一是建安八年（203），曹操下《修学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说的“各修文学”，当然是指教育——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先王之道不废”。一是日本人森有礼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极大，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创建新学体制的重要样板之一。书中第一篇，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复函，论述“文学”如何有益于富国，有益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有益于伦理、德行、身家，有益于法律、国政等，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文学”，也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

　　将“文学教育”放到更为开阔的视野中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以“人文视野”开篇，到“读书方法”收尾，如此编排，是希望将“文学教育”从技术层面拯救出来，放到更为开阔的视野中。说到底，人文学的精髓在阅读，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读古人，也读今人；读中国，也读外国——这点大学与中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何开门见山，强调“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那是因为“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身处其中，不能只是自怨自艾，要学会“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当然肩负同样的职责——这其实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

　　谈论现代大学的命运，我主张带入“学科文化”的视野，那样方才有比较通达的见解。本书的视野及根基是人文学——再具体点，那就是“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谈论“何为大学”以及“大学何为”，侧重表彰“诗意校园”与“中文传统”，很大程度是在纠偏救弊。《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中这段话，今天看来依旧精彩：“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基于此理念，你就明白我为何主张“诗歌乃大学之精魂”。

　　呼唤“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

　　谈论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必须落实到课程设置，否则很容易蹈空。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的一次会议发言，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日后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之谈论文学史，更多地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专业著作垫底，我辨析各种“文学课程”，目的是将学术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至于重点落在“现代文学”与“通俗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或“古典文学”，主要是自家视野及能力限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我至今仍坚持前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的感叹：“曾经，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

　　社会关怀及介入意识

　　最能体现作者的社会关怀及介入意识的，是“乡土教材”“民族文学”“语文教学”这三辑文章。比较得意的是“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因其既体现史学功夫，也落实为社会实践——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是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做的一件实事。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那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更多的是体现“学者的人间情怀”。几次努力，都不太成功，但2014年上海会议上的主旨演说《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却传播极广，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读书人讲究“坐而言，起而行”，且一万年太久，最好能剑及履及。因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的很多教育、出版及文化革新计划都失败了，好在屡败屡战，“白说也要说”。

　　本书描述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以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五书”及“学术史三部曲”为根基，力图将学院的知识考辨与社会的文化批评相勾连，在教育制度、人文养成、文学批评、学术思想的交汇处，确立“文学教育”的宗旨、功能及发展方向。略感遗憾的是，此书并非结构完整的专著，而是若干文章结集，其内在逻辑属于事后追认。不想为显示体系化而强行归并，保持文章的原始面貌且注明出处，目的是呈现其与学术界及教育界对话的状态。（本文根据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自序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