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之后，我国是世界上最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

　　《非遗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非遗全面进入有法可依、依法保护的新阶段，为我国非遗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大大提升了非遗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过去十年，是我国非遗保护高速发展、不断规范的重要机遇期，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尤其是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作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以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非遗法》实施和非遗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我国在非遗治理理念、制度机制建设、治理模式探索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为国际非遗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首先，《非遗法》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非遗治理理念的确立，创新发展了国际非遗治理理念。在《公约》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非遗法》指出我国非遗保护的目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这个目的，我国逐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根本信念，也是《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非遗源于人民，传承于人民，理应服务人民，由人民共享。党中央明确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从“以人民为中心”到“双创”“三见”，我国非遗保护理念不仅回答了非遗是谁创造、为谁保护、由谁保护的问题，而且回答了非遗如何保护、如何判断非遗保护成效的问题，不仅为确保《非遗法》目的实现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国际非遗治理理念创新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其次，《非遗法》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丰富发展了国际非遗治理制度。《非遗法》指出我国非遗保护有三项基本制度，包括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以《非遗法》为指导，我国建立了以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名录制度为标志，以四级非遗保护行政体制机制为支撑，以四级法规、政策为保障，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体系。这个体系，既体现了《公约》中对非遗保护的九大措施和三个名录的要求，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为我国非遗治理保驾护航，又为国际非遗治理制度设计提供了中国方案。

　　最后，《非遗法》推动了中国特色非遗治理模式探索，创新发展了国际非遗治理模式。针对《公约》中提出的非遗保护的概念和九大措施，《非遗法》确定保存、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两大原则。以《非遗法》为指导，我国探索总结出以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为代表的非遗保护方式，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国际非遗节、山东非遗博览会、非遗品牌大会等为代表的非遗保护计划、工程和措施，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治理模式，促进了非遗分类保护和精准施策，提高了非遗保护能力，为国际非遗治理模式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

　　总之，《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年来，随着我国非遗治理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发展，我国非遗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群众参与非遗文化保护的自信心、自觉性显著增强，我国非遗及保护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当然，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随着新时代我国非遗保护发展的不断深入，《非遗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修订完善，如在实施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过程中，如何提高非遗分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的问题，如何针对非遗传承群体实施代表性传承团体认定的问题；再如，在贯彻非遗保护四级制度过程中，如何加强对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规定和宣传，弘扬非遗保护的契约精神等。

　　我们相信在“十四五”期间，随着《非遗法》的修订完善以及相关配套法规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非遗治理水平和能力将进一步提升，非遗活力将进一步增强，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作者宋俊华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