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蓓还清晰地记得，2019年她拍摄西南联大纪录电影时，去采访当时已百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的场景。

　　“那天中午好冷，我去采访杨苡先生。我进屋看见她盘着腿在床上休息，一个人很入神地听歌。我问她，‘杨先生你在听什么？’她很调皮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小快乐！’然后就把耳机塞在我耳朵里面。那首歌的名字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翻译过来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徐蓓当即决定临时增加一场拍摄：杨苡静静坐着，背景音乐反复放着这首歌。如今，由徐蓓执导、讲述西南联大学子故事的纪录电影《九零后》就以“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作为影片的英文名。

　　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拍摄了包括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在内的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西南联大学子。

　　对他们来说，西南联大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

　　曾经的学子

　　事实上，像杨苡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2016年时，为制作《西南联大》纪录片，徐蓓采访了十余位西南联大校友。

　　也是在那一年，徐蓓在美国第一次见到了巫宁坤，约好10点钟采访。这位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的学者当年已九十多岁，结果因为太激动，看错了时间，拍摄那天凌晨两点就起来了，在那等了几个小时。

　　翻译家刘缘子接受采访那天，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丝绸的衬衣。采访开始之前，她女儿非常默契地送上了一支口红。刘缘子非常端正、认真地涂了口红，才示意可以开始采访。

　　主创团队也曾采访在就读西南联大期间参军抗击侵略者的罗振诜。2019年，徐蓓把纪录片《西南联大》光碟寄给他的儿子，请他儿子转交。

　　“有一天我收到他儿子的微信说，特别感谢你寄来的作品，我的父亲已经在医院住院很长时间，不省人事。我昨天晚上把这份光盘放到他的枕头边上，第二天早上他安然离世了。”

　　在徐蓓拍摄纪录电影《九零后》时，巫宁坤、刘缘子、罗振诜都已去世。

　　当年的青春

　　西南联大的相关艺术作品，通常给人以深沉、厚重的印象。但年龄并不代表一切。在那段岁月里，这些联大学子正值青春。

　　联大最负盛名的国文课，当年的学子是穿过一座城去听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罗庸等教授轮流讲授；宿舍条件艰苦，学生在床铺的缝隙间抓臭虫、放到瓶子里“下崽儿”；刚至百岁的许渊冲先生提起故去的老同学，依然充满孩子气的胜负欲，“我法文90分，他才考70几分”；年过百岁的杨苡先生回忆和同窗赵瑞蕻在联大如何相识、相爱，“他的追法跟人家不太一样”……

　　西南联大经由这些亲历者的口述，不再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变得真实可感：它艰苦而残酷，浪漫又恣意，迷人而恢弘。

　　徐蓓觉得，当自己直接面对联大学子、接触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时，西南联大不再只是历史书上的一段文字。“他们很多人经历了很多痛苦、磨难，但是在我们镜头前他们是达观的。以前是不会有那么真切的感受。”

　　她告诉记者，虽然制作团队会在影片中写出某某一百岁、某某九十几岁的字幕，但他们在谈到联大、谈到老师、谈到同学的时候，流露出的状态就是两个字——年轻。

　　生命的韧性

　　“即使他们老去以后，我觉得由于他们心里纯粹的那种感觉，他们依旧表现出一种青春感。”徐蓓说，这是一群拥有赤子之心的人，而这种“青春感”和年龄无关。

　　其中有青春的热血、青春的迷茫、青春的狂狷。而徐蓓特别欣赏的是这些联大学子展现出的“生命的韧性”。

　　抗战时期，南开大学遭受空袭，清华、北大也危在旦夕。三校南迁，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战火中成立的联大，读书者有之，从军者有之，其中更饱含家国情怀。

　　当时任教于联大的陈寅恪有诗云，“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南渡”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寓意。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即有此句：“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与其说是“景物”“似故京”，倒不如说是寓居此地师生的心境的一种反映。

　　在几天前的《九零后》首映仪式上，西南联大44级土木工程系学子、102岁高龄的王文俊先生精神熠熠地看完整场放映。

　　徐蓓说，“他们都是100岁左右的这样一些人，然后当你仔细的去了解了每一个人在几十年生活中的沉沉浮浮，你就会感受到他们的坚韧和达观。”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气质。

　　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显然和经历抗战烽火的西南联大学子处于不同的环境。但徐蓓认为，在这种家国情怀背后的人生志趣，更值得今天年轻一代去关注。　(记者 宋宇晟 郎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