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笔名风子、晦庵、韦长等。浙江镇海人。作家，文学史家。16岁考入上海邮局任邮务佐，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曾参加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上海解放后，被选为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后进入高校、文化部门工作。1959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推背集》《海天集》《文章修养》《晦庵书话》等，编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图片

　　【大家】

　　学术史上最令人心动的时刻，莫过于一位有积累的学者遇上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唐弢转向现代文学研究，恰值这样一个历史当口。

　　从郑振铎的遗愿谈起

　　唐弢赴京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故事，大概要从郑振铎先生的遗愿讲起。1958年10月18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郑先生生前有两个未曾完成的愿望：一个是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古本戏曲丛刊》此时刚刚出到第四辑，而何其芳建议的《古本小说丛刊》，尚未实施；另一个就是调唐弢进京，主持文学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郑振铎为何如此信任唐弢呢？这恐怕与二人的治学理念接近以及在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界的合作经历有关。

　　唐弢本名唐端毅，浙江镇海人，中学时便因家境窘迫而失学，但凭借刻苦自修考入了上海邮政管理局工作。唐弢的兴趣广泛，尤其对于野史杂著颇有心得，深受章学诚“六经皆史”思路的影响，对于文章的文脉章法也有细心的揣摩。20世纪30年代初，他投稿于《申报·自由谈》的一系列文章，酷似鲁迅的文风，迅速引起文坛关注，批判者将其作为鲁迅的一个新笔名加以围剿，称赞者惊讶于作者文字的老练从容，这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耀。鲁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戏称：“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挨骂。”稍后，鲁迅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和自己相仿的阅读趣味，意识到了这个年轻人温和谨慎的外表下所包含着的和自己类似的炽热情感与鲜明爱憎。在有限的交往中，鲁迅给了唐弢极为坦率且有针对性的建议，如对自修外语的重视，对外国文学的有益补充，对长文章的驾驭和坚持，尝试撰写一部近代文网史，用现实的关切去引导和组织自己文史阅读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对当下文坛活动和人事选择的斟酌……虽然在那个变动的时代中，这些建议并未能悉数落实，但对于唐弢的提升无疑助益良多。事实上，正是在鲁迅的提点和关照下，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唐弢已经成长为左翼文化阵营中一个较为成熟的战士。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坛，唐弢是亲历者，对其成就和局限都有切实的体悟，诸如此后对文坛和研究界影响深远的“两个口号的论争”等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中国人向来有“知人论世”的传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向学术研究，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这种亲历者的优势是其他研究者无可比拟的。不过唐弢当时并未加入左联和中共，这同样出于党组织和鲁迅等人的关照。根据徐懋庸等人的回忆，鲁迅建议不要急于扩大左联盟员的范围，有些人留在组织之外，更便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为左翼事业贡献力量。党组织和左翼为了应对特务的邮件检查，多在邮寄信件和刊物时，请邮局的进步人士待检查结束、邮包封口之际再将材料放入；而来信则用“存局候领”的方式，确认无特务发觉，再安排人领取。在这个过程中，唐弢等人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弢曾写过一篇短文《同志的信任》，讲到鲁迅如何冒着风险保护和传递方志敏的信件和手稿，他说“鲁迅先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在所有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能以生命相托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革命斗争时期的唐弢本人。

　　唐弢和郑振铎的交往在三十年代日渐密切起来。相对于唐弢的审慎周密，郑振铎更加热情直率，所有的爱憎均展露无遗。郑比唐年长十五岁，是名副其实的兄长，在进步文化事业中，两人愈发接近。尤其是鲁迅逝世后，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人以复社的名义，主持《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如此丰硕的著作，如此紧迫的时间，所有的审校者均是怀抱着对鲁迅先生的挚爱义务工作，唐弢正是其中的一员。每天在繁忙的邮务工作后，他来到编委会默默地校读，这个经历也是唐弢日后从事鲁迅作品辑佚及研究工作的开端。1944年，当鲁迅北平藏书将要出售的消息传到上海，为之奔走呼号最有力的是郑振铎先生，而受命北行去与朱安交涉阻止出售事宜的正是唐弢。这趟行程中，唐弢切实看到了朱安等人生活的窘境，听到了其发出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要保存我啊”的吁求，也彻底看穿了以“赡养老母寡嫂”为名滞留北平的周作人的冷漠和悭吝。正如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唐弢的文学气质，实则介于周氏兄弟之间，从理智上，他钦佩和追随鲁迅的战斗精神，而文学口味则因其性情，更偏重于周作人的舒缓从容。北平之行在其情感上是一个分水岭。唐弢的“弢”字，本义为“弓衣”，既有内敛平和之意，又有深藏其中的激情与锋芒，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他愈发贴近于鲁迅式的沉毅热烈、郑振铎式的爱憎分明。

　　和郑振铎一致的，还有二人对于文献资料的眼光和热情。郑先生在抗战期间为民族抢救文献的事迹尽人皆知，而唐弢这个“小兄弟”也在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有报道称，在沦陷的上海，唯有两个人在尽力收书，大手笔的是郑振铎，各类孤本珍本，无论是个人倾尽财力，还是靠社会力量提供支持，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买下来，使之免遭毁于战火，流失海外；小手笔的是唐弢，受财力和所能够调动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他的重点并非古籍珍本，而是新文学的期刊、图书。那时，大量新文学图书、刊物流入了废纸收购站，而唐弢常常整日泡在废纸收购处，完全靠着自己的节衣缩食，每天仅用两个烧饼充饥，从中抢救出了大批期刊和书籍，如成套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评论》《文学》，部分“觉悟”副刊、“学灯”副刊，北平的《晨报》《京报》副刊等，以及大量新文学图书的初版本。由于国民政府的图书检查制度，有些书籍期刊出版即被查禁，偶有流出的即为孤本；某些书局财力薄弱，发行渠道单一，图书印量少，售卖范围亦窄，能够保留下来的数量极为有限——看似所收均为当代的刊物，但文献的稀缺度、抢救的紧迫感，实则并不比古籍的搜购要弱。此前，赵家璧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时，藏书家阿英的收藏确保了这一工作的顺利展开。而唐弢，则是阿英之后，又一位对于新文学书刊的保存和甄别具有自觉意识和切实成就者。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的资料抢救工作中，唐弢的文献能力、版本意识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郑、唐二人不光都有收书的热情，对于文献价值的理解也颇有相通之处。郑振铎写过《中国俗文学史》，在国内较早印行过民歌的集子，致力于杂剧和敦煌变文的收集和整理，也和鲁迅一起刊印过《北平笺谱》等图集，用唐弢的话来说，郑先生是有意“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观点去研究历史的”，唐弢本人同样有此方面的自觉和慧心。抗战胜利后，他开始书话写作，除了重视阐发传统的文献学价值外，也极力保存相关历史掌故，力图将每本书所附带的时代信息、人文情愫保留下来，所秉持的较为宽泛的文学理念与郑振铎等人极为相似。前面提及的邮局文献传递工作，唐和郑更有长久的合作。据他们的密友刘哲民回忆，上海沦陷时期，仅郑振铎和藏书家张咏霓之间的通信便有三百多封，均和文献的抢救整理相关，这些信件悉数由唐弢代为寄送，一旦被日伪查获，株连甚广。三百多封邮件，唐弢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郑振铎这位老大哥和唐弢这位小兄弟，他们的友情和信任，学术上的相通与理解，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试炼中，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探索体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的。

　　文学所的建立及其对中国学术道路的探索

　　郑振铎兼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该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先后挂靠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但其工作方针的确定和高级研究人员的管理始终由中宣部直接负责，尤其是1958年后，文学所的政治、思想、业务均由中宣部直接领导，所从事的工作被纳入了国家中长期科研及意识形态规划之中。对该机构的系统研究目前刚刚展开，但此前已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社科院系统、作协系统和高校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科研实力的起伏消长。简单说，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新中国最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并非在高校，而是集中于社科院与作协，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据王平凡的回忆，《文学研究所计划》中所列建所方针和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研究所人员的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为如郑振铎这样已经取得公认学术成就的名家，像俞平伯、王伯祥、余冠英、孙楷第、钱钟书等，二为来自延安有着较好马克思主义学养的知识分子，如何其芳、陈涌、毛星、朱寨、王燎荧等。至于具体的工作，1957年年末确定的在国家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需完成的七项任务讲述得最为详尽：1.研究我们当前的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2.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3.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4.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5.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6.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7.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

　　在这七项工作中，文艺时评和文学史是重点，而后者则要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入手，前面提到的《古本戏曲丛刊》便是郑振铎等人于1954年开始陆续影印出版的，这样的工作是此后文学所倡导的“大文学史”“学术型文学史”的基础。调唐弢入所，同样是一个切合文学所工作思路的举措。此前他已在鲁迅作品的辑佚、辨伪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书话写作也获得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评论文章更是漂亮之极，作为一个有着出众资料功底的研究者，唐弢进入文学所，意味着那种重史料、重文献，同样兼重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的学术思路，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贯穿到了现代文学学科之中。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唐弢调入文学所恰逢新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关节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类教材的编订有着浓厚的“苏联模式”的痕迹，理论家日丹诺夫、毕达可夫的著作、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给了探索现代文学教材的中国学者可资模仿的范例；同时，又由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的高度同构性，更早普及的《联共（布）党史》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籍。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朱自清等人开始的现代文学考察与苏式教材书写相结合的产物。王瑶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阐述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将文学分期与政治分期尽可能地加以协调；在各时段中，对于不同文体的发展情况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开山之作，也正是因为得风气之先，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体量具有此后各著作无可比拟的优势。五十年代中期陆续出现的张毕来、丁易、刘绶松的著作，则向苏式模板进一步靠拢，基本延续了苏联文学史中“总论+分章”“思潮+文体门类”“重点作家+普通作家群体”的模式。而这些著作中大量采用以革命史叙述代替文学文体解读辨析的做法，无形中降低了文学史写作作为一门科研工作的门槛，使之具备了批量复制的可能。

　　此后文学史的编写进入“大跃进”状态，一些高校的学生索性甩开专家教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讲稿》。这批著作存在极为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庸俗政治化的倾向，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则成为他们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1959年年中，在文学所与作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研讨会上，何其芳的发言极为引人注目。他以《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为题，明确提出一部文学史应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作品评价恰当。在发言中，何其芳委婉但清楚地批评了上述文学史试图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组公式去概括复杂的文学现象所带来的弊端，并以北大55级文学史为例，对该书中存在的概念混淆、评价标准混乱、脱离历史苛求古人以及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表述、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等问题均有具体说明。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其芳提到文学研究所也有文学史的写作计划，但其目标是学术性的。

　　随着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松动，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被提到议事日程。主管部门有关领导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定位应着重于“提高”而非“普及”，要求文学所要“大搞资料”，建立从古至今最为完备的资料储备。在1960年年初中宣部确定由文学所现代组负责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这项工作并未匆忙上马，现代组的成员按照要求，对1958—1960年各地高校编写的十几部文学史进行了研读和评述，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概况做了全面普查。更为重要的是，唐弢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直接帮助下，邀请了茅盾、夏衍、罗荪、黎澍、陶然等现代文学运动的亲历者来所座谈，或介绍他们了解的文学运动的史实，或对如何撰写一部文学史提出建议。这批作家学者所谈内容使得编写组中的那批年轻人深感震撼。如当年还是青年科研人员的樊骏在回忆中讲到，夏衍在座谈中一方面坦陈二三十年代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犯有“左倾”错误，另一方面也谈到左翼运动能在国民党的严酷统治下获得蓬勃发展，应该在文学史编写中有辩证的分析；历史学家黎澍对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极为推重，而这部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实则并未引起研究界的重视；罗荪提醒青年科研人员，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兼顾两者的关系需要细斟酌……这些谈话极大地拓展了编写者的视野，也活跃了他们的思路，使他们认识到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包孕的巨大的历史文化含量——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际具备的学理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作为文学史家的唐弢和现代文学研究“门槛”的确立

　　1959年秋，唐弢由上海作协调入文学所，担任研究员和现代文学组组长。入所之初，他便向何其芳表示自己的心愿，一是写一本鲁迅传，另一个就是独立编写一部有特点的现代文学史。唐弢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与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一直成长于高校的知识分子不同，作为作家的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文字才华，作为藏书家对现代文学期刊、著作的精熟，以及作为现代文学亲历者对文坛历史的理解和体贴，都使他成为编写现代文学史的不二人选。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思潮+文体”的基本模式，唐弢有自己的角度，正如他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按我的设想，最好是以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和风格”。但个人著史在五六十年代并非主流，而文学所又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单位，很快个人写史的想法让位于文学所学术性文学史的集体计划，但如上面提到的，这个夭折的项目在筹备期展现出来的视野和雄心仍然令人为之心动。

　　可事情很快又有了变化。1961年，周扬受命主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是重中之重，唐弢及其团队的骨干成员无疑是最受信任的人选。无论是何其芳，还是唐弢本人，在经过短暂的踌躇后，他们的党性原则使其坚决转向了作为文科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诚如较早从事学科史研究的黄修己所言，为了编好这套教材，国家投入的力量是空前绝后的。唐弢为该书的主编，此前有文学史编写实绩的王瑶、刘绶松、刘泮溪等人悉数参与，而参加此书撰写的中青年学者，如北师大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文学所的樊骏、路坎、吴子敏、许志英、徐廼翔，北大的严家炎，厦大的万平近以及华中师院的黄曼君等，多在日后成为该学科的关键人物。教材要求的是知识性与稳定性，它不必是最具探索性、先锋性的，但必须扎实、准确，作家作品的评价要经得住推敲，最大限度地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换言之，就著史的角度而言，这部文学史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底线，或者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的“准入门槛”。

　　根据多位当年参与者的回忆，作为主编的唐弢与团队成员共同确立了五条编写原则：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在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也暂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尽可能采用“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叙述中流露出来。

　　除了第三条是教材所不得不具有的保守选择外，其余四条均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也体现了唐弢等人建立现代文学研究技术标准的决心：熟悉原始期刊、回归历史场域，意味着文学史编撰历史品格的回归；从写出作品的时代氛围到梳理清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唐弢一再提醒青年研究者“点、面、线”递进的研究逻辑，既呼应了当时对文学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也使得每一个判断均言之有据。而对春秋笔法的强调则可避免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以至于“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革命，对胡适、陈独秀的贡献都有必要的肯定，由对李大钊、陈独秀当年思想发展情况的考察，连带出对五四运动的定性，这些问题处理得有理有据，展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对两个口号论争等敏感话题，也如实地叙述了论争的过程以及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采用了鲁迅主张的“并存”之说，体现了编撰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理解。这部著作在最大的范围内，将党性原则和史家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既旗帜鲜明，又言必有据，且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思考推敲的空间。尤其是唐弢亲自执笔的鲁迅两章，是全书水平最高、也最能体现出作者论从史出、含蓄蕴藉风格的章节，即使现在读来，亦有历久弥新之感。学术研究所依据的观念多变，但学问本身永不过时。

　　作为写过《文章修养》和《创作漫谈》的唐弢，同时也是一位文体家，他重史料，但反对堆砌资料，要求文学史撰写者以简洁优美的笔触去复述作品，批评褒扬，所用文字都要经得住咀嚼。很多人都回忆过唐弢对文字的讲究，如吴子敏、蓝棣之、严家炎所言，一个文题的设定，一篇文章的开头，改易六七次极为常见，文字或大笔直写、或精雕细琢，挥洒轻盈若行云流水，偶有四六骈对，古意森然，所关注者均在文气的自然流动，时时刻意经营，却又力求无迹可寻之化境。当下我们强调的是学术的“研究”，古人相对更看重的是“文章”的分量，在唐弢，他是有意将两者加以融合，如1956年所写的长篇论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是经得起郭小川在纪念大会上朗诵的，表演者感情充沛，所读文本圆润畅达，令听者赞叹不已——这种对学术论文的美文追求是唐弢的一份特殊贡献，其立意之高，即使放在当下，也近乎奢侈。

　　唐弢本文学史的命运多舛，无须再行赘述。它的正式出版和普及已经是新时期以后了，那时，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已取代了以往单一的革命视角，这部凝聚了唐弢及其助手无数心血的著作，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不过它对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远超出了文本自身，从某种角度讲，这部书的编撰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学者与第二代学者在学术方法和知识培养方面最为集中的一次交流，尤其是对第一手资料的强调和系统阅读，使得参与此项目的年轻学者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家底和研究方法有了切实的了解，并在新时期推广开来，“读期刊”成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而唐弢所看重的资料整理、社团流派研究思路，也成为80年代学科再出发时最可倚重的资源，前者有马良春、徐迺翔、张大明主持的大型文献项目“中国文学史资料汇编”，后者则有严家炎的《中国小说流派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丰硕成果。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后期，不到十年的时间，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成果呈井喷之势，在内容体量和对文学理解的深度广度上都迅速赶上并超越了海外汉学界的成就，亦可看出唐弢等人学术思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我们今天讨论唐弢学术研究的价值和贡献，着眼点并非荣誉权的分配。我们应该注意到，唐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中的成长经历，注意到他所在的文学所这个机构所负担的使命，以及主管部门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唐弢把作家作品视为解读时代的“点”，其实，他本人同样是一个点，我们应该从他身上解读出时代风云的影响，梳理清楚他如何将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兴趣与探索中国学术道路的宏大命题结合起来，为现代文学研究从传统中汲取资源，从现实中找寻依托。

　　（作者：冷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光明日报》（2021年08月02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