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西安长安区唐韩休墓壁画。

图②：高陵杨官寨出土蜥蜴彩陶盆。

图③：西安咸阳机场二期出土十六国吹筚篥乐俑。

图④：宝鸡石鼓山出土青铜牺尊。

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之所在，史迹遗存极为丰富，重要考古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内涵。神木石峁、高陵杨官寨等遗址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中意义重大

公元1092年，金石学家、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吕大临以“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为目的，编撰了《考古图》一书，著录古器物200余件，并逐器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登记容量、重量等信息。书中所录器物多注意器物共存关系，其中出土地可考者计90余器，而出自陕西境内者就占半数以上。虽然吕大临所定器名及考释尚有可商之处，但其著录方式与现代博物馆和考古学中的文物信息登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为后世金石学著录树立了研究范式。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大门，距离吕大临著录《考古图》已过去829年。

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之所在，史迹遗存极为丰富，是名符其实的考古大省。经过几代人多年的科学考古，令人惊喜的重要发现在陕西层出不穷，这里不但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而且丰富了历史时期的脉络与枝叶。

斗鸡台遗址发掘

奠定现代田野考古行业规范

陕西考古学会是陕西考古学史上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文物调查、文物保护以及田野发掘的机构，主导了陕西境内第一次科学考古活动——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

从1934年至1937年，斗鸡台经历了3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徐旭生领导下的考古队员创新性地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以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确立了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奠定了现代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的行业规范。这次发掘使湮没数千年的周秦文化在黄土中重现，造就了苏秉琦等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等研究成果，也促成了考古类型学这一重要考古研究方法的诞生。

斗鸡台发掘和研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和现代考古研究的经典范例，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陕西发轫。

此外，陕西境内开展的一系列早期考古活动，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延续至今。例如，1938年对张骞墓等汉中地区文物古迹的调查和发掘；1941年至1945年，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对陕西地区汉唐帝陵、古寺庙、摩崖石刻等艺术文物的实地考察。1942年，为寻找并确认文献记载的周代都城，考古学家石璋如对传说中的邰、豳、沣、镐等地进行调查，其中岐阳堡一带的调查报告《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奠定了西周都邑考古的基石。

从半坡到兵马俑

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生产活动及大规模基建中不断发现文物古迹，三秦大地也不例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在陕西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发掘，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华县元君庙、西乡李家村等对于构建史前文化谱系具有重大价值的遗址横空出世。

1953年春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建立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半坡模式。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年至1957年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收获如此丰富的资料。新中国第一座史前聚落遗址博物馆在发掘现场建立，考古成果得以直接展示给公众，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1958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导了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查。同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迅速开展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史前和商周时期遗址。西周丰镐遗址、秦雍城、秦咸阳城、汉唐长安城、乾陵陪葬墓、耀州窑等考古发掘，为建立陕西历史时期考古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

丰京和镐京并称“丰镐”，是西周王朝的国都，也是中国最早期的城市典范。考古学家初步确立了丰镐遗址的区域分布范围、年代和性质，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与建筑区，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多处贵族墓地和青铜器窖藏。对丰镐遗址古环境、古地貌、古水系及聚落内部布局演变的研究持续展开。

上世纪60至70年代，何家村窖藏、章怀太子墓、临潼姜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周原铜器窖藏等一批重要发现更是举世关注。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震惊世界，千人千面、生动写实的陶俑所组成的秦始皇地下军团扑面而来，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秦陵考古。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对外开放，兵马俑、铜车马等秦文明符号从此驰名中外。持续至今的秦陵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考古学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迈上快速发展轨道，法门寺地宫、汉阳陵、北周武帝孝陵、隋唐灞桥等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改写我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蜚声中外的博物馆，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重要载体。

重大研究课题项目

延伸历史轴线丰富历史细节

进入21世纪，陕西考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起源探索方面，秦岭地区、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汉中疥疙洞遗址的发掘，首次在秦岭地区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方面，高陵杨官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遗址先后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研究课题项目。其中，杨官寨遗址是关中地区已知的庙底沟时期唯一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意义重大。石峁遗址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10年来的考古收获表明，石峁城址是距今4300年至3800年间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巨型石雕、精美玉器、壮观的石砌城垣，无不展现了黄土高原上早期王国都邑的辉煌。

周原是西周王朝形成及发展的关键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凤雏三号基址是迄今发掘最大规模的西周单体建筑遗存。特别是基址庭院内的立石、铺石遗迹，据文献资料推测，可能为一处“社祀”遗存。自2006年展开的西汉帝陵考古，为探讨证实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繁荣文化遗产事业，增强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2019年9月，陕西考古博物馆破土动工。博物馆集科研、公众教育和社会服务于一体，通过陕西案例，讲述中国考古千年酝酿、百年发展的历程。作为全国首座系统展示区域考古史、方法理念和重要发现的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计划在2021年内对外开放，努力践行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

（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