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文脉在字里行间绵延悠长

——我国古籍工作迎来新发展

　　编者按

　　古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脉所在，更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国古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涉及古籍整理保护、研究出版、数字化等多个方面，我国古籍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特邀几位古籍出版界专家、古籍修复师、古籍数字化工作者，就如何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畅谈心声、发表见解。

    古籍修复工作现场。光明图片

    参观者在苏州第二图书馆参观“册府千华——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新华社发

　　【讲述】

《永乐大典》：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讲述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 殷梦霞

　　自1979年建社以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逐渐形成了以文史类工具书和历代珍稀文献整理影印出版为主业的专业出版特色。国图社的图书产品，特别是一些由珍稀中华传统文献整理而成的大型丛书，已成为海内外各大文献收藏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重点购藏的目标。同时，近年来国图社在海外汉籍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海外藏《永乐大典》的回归与再造颇具代表性。

　　2002年，国图社时任社长郭又陵、总编辑徐蜀出访北美图书馆，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了该馆珍藏的两册《永乐大典》，接着又看到该校善本图书馆——霍顿图书馆所藏的1册有康有为题签作跋的《永乐大典》，欣喜不已。在此之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永乐大典》编纂600年纪念研讨会，响应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呼吁。国图社决定以原大仿真影印的方式，率先出版国内所藏163册《永乐大典》，同时也希望陆续找寻并影印出版流散海外的藏本，终极目标是将存世的400余册遗存全部出版面世。因此，郭又陵、徐蜀便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提出了出版哈佛藏3册《永乐大典》的申请。经郑炯文先生多方协调，历时十年，直至2013年5月，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哈佛所藏3册《永乐大典》的出版，成为国图版海外《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工作的开端。此后，在海外各收藏机构和有识之士的帮助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2册、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所藏1册、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24册、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9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5册等等相继出版。据《永乐大典》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张升教授统计，目前已知存世的《永乐大典》为434册，至2021年底，我社已影印出版253册，其中69册的底本即由海外10余家文献收藏机构提供。对照任继愈先生当年定下的目标，出版任务已完成过半。

　　作为出版人，我们有幸奋斗在古籍事业发展的春天，唯有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方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古籍。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摄/光明图片

用数字技术“籍合”优秀典籍

　　讲述人：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中心总经理 洪涛

　　对于古籍数字化出版工作者，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振奋人心，也为我们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开展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

　　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古联公司建设运营的“籍合网”是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是我国近年来探索实践古籍内容商业运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资源聚合、大众普及以及走出去的前沿阵地。

　　要让现代读者读懂古籍，整理者需将古籍里的文字过录下来，添加标点、注释，出版社要对整理后的稿件编辑和校对。中文古籍不下20万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艰巨可想而知。面对这种情况，古联公司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加快古籍整理出版速度。

　　2018年，我们开发上线了古籍在线整理平台，首次利用众包的方法、流程大规模开展古籍编校工作。学生、老师、图书馆员、编辑……50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会聚在平台上，4年来一起处理了14亿字的古籍文本，极大推进了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和数据库建设。2021年，古联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繁简转换等技术，帮助作者更快地整理古籍。2022年，我们上线了古籍整理学习平台“籍合学院”。

　　这次出台的《意见》，对古籍数字化工作提出了系统性意见。我们要准备几项重点工作：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提供优质古籍题材融媒体服务，为读者提供可听、可视、可触、可互动的古籍内容；在现有汉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数字化的基础上，加强多民族古籍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和古籍数字化教材编写等工作；在已有的“二十四史分析系统”基础上，对更大范围的古籍进行知识化的深度标引和整理。

　　我们将在《意见》指导下，全力配合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为读者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

科技让古籍“重获新生”

　　讲述人：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古籍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广州市岭南文献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樊慧明

　　在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角，放着一台特别的钢制机器——智能化古籍脱酸增强装置。这台装置可以全自动、批量化修复古籍，对整本古书进行脱酸加固处理，凝聚了我们团队多年来的研究心血。

　　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变迁，珍贵的古籍文献老化酸化、虫霉侵蚀、损坏严重，纸页薄如蝉翼。以前，古籍保护修复主要依靠手工完成，工序复杂，一卷古籍的修缮需耗费数月乃至数年，修复保护进度远不及老化速度，大量古籍面临消失的风险，开发智能化、批量化修复装置迫在眉睫。

　　我们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团队共有12位教授及副教授、30多位硕博研究生，其中不乏国家级高层次领军人才、广东省珠江学者，科研背景涵盖制浆造纸、材料、化工、印刷、计算机等方向。正是这种专业学科的交叉融合，支撑我们在纸质文献酸化老化脱酸增强、纸质文献技术鉴定、古籍与近代文献修复材料研制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

　　作为一个扎根造纸行业38年的理工科学者，在古籍领域我是外行。为了熟知古籍的“脾性”，我们成立了由文博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多次交流合作中了解古籍修复的需求、困惑及瓶颈。我们帮助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修复竹书画纸，针对性地研发了可以长久保存的纸张和修复材料；尝试改良红星牌宣纸制造工艺，保留非遗产品传统特性的同时，使其更实用、更耐用、更环保；依据字迹残留规律还原古籍文字，建立了一套古籍图文评价体系，助力我国古籍考古研究。

　　接手古籍修复研究工作，很多造纸行业同行表示不解，是情怀让我坚持了下来。《意见》指出“强化古籍保护基础性研究，发挥科技保护支撑作用，推动古籍保护关键技术突破和修复设备研发”，更加坚定了团队运用科技力量让更多古籍“重获新生”的决心。我国古籍卷帙浩繁，保护工作任重道远。相信会有更多科研人员加入我们的行列，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型“古籍医生”。

传承民族文化 修补历史记忆

　　讲述人：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青年修复师 郭夕稣

　　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举办古籍修复研学活动。光明图片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从师范院校艺术专业毕业后，我来到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带着对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加入这个缝补历史记忆的伟大事业之中。

　　记得刚到修复室的第一天，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深感动。墙上排列有序的修复工具，焕然一新的古籍字画，专心工作的修复师……一切都体现着修复师对文物、对历史的敬畏之情。

　　从学徒到修复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积累与沉淀。学习技艺也要磨炼脾气秉性——踏实、认真、不浮躁。染纸的颜色怎样最合适，喷水量多少才妥当，每个细节都有讲究。修复工作动辄持续数月，甚至以年为单位，是个慢活儿、细活儿。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非常需要毅力和耐心。

　　今天，电子设备逐渐占据我们的生活，有些人淡忘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纸质书籍。而我能够亲手去感受古籍修复带来的文化力量，在修复过程中，看到前人留下来的历史痕迹。让沧桑的古籍重获新生，我内心充满成就感与满足感。

　　2022年，“古籍保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提升新时代古籍保护利用能力和古籍工作水平，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这是古籍保护与时俱进的体现。我想，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古籍、爱上古籍，才能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生命力。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王美莹、杜羽、李晓东、周洪双、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徐梦玲）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