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军

在中国古代，鼎被视为礼器、传国重器。国内不少博物馆都收藏有鼎，其中知晓度较高的，当属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后母戊方鼎(曾被称作司母戊方鼎)，其他还有分藏于国博、上海博物馆的大盂鼎、大克鼎等。今天我们不妨登录广东省博物馆云平台，于“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认识另一件青铜鼎重器——秦公鼎。

这件出土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文物，因鼎腹内壁有铭文“秦公作铸用鼎”，故得名。可别小看这些铭文，因为承载着可信的史料，后人可据此判断青铜器年代，以及彼时器物形制及纹饰方面的标准。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还暗藏着秦人崛起的秘密。

“秦”为何地？“秦公”又是哪位秦公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祖先柏翳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获舜帝赐嬴姓，从此跻身上古主要姓氏。到了周代，秦非子高超的养马技术深得周孝王赏识，于是派他到“汧渭之间”养马，结果大获成功，“马大蕃息”，孝王大喜，赐给土地，明确为周王朝的附庸国，“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从此，秦人续写了祖先的荣耀，获得了合法的根据地。此后，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而襄公在随后讨伐西戎的途中去世，归葬于故地西垂，即今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襄公的儿子文公伐戎取得成功，一举收复周王朝失地，并开启了秦人东进的进程。文公死后也葬在礼县大堡子山。

由此可见，秦公鼎出土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是秦非子以来数代秦人筚路蓝缕所创基业的肇兴之地，也是秦人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据地，还是秦襄公、秦文公两位关键人物的落叶归根之地。一般认为大堡子山M2为秦襄公墓，M3为秦文公墓，而M3出土的“秦公鼎”，即属秦文公。

当然，由于大堡子山遗址曾遭严重偷盗和损毁，出土器物散落各地，导致学术界对M2、M3两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争论，但有意思的是，部分学者独辟蹊径，从文字演变的角度入手，为确定秦公鼎归属提供了颇具启发的视角。

“秦”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字形为舂下双禾，即双手持杵，使用臼舂禾脱粒，这一象形反映出上古时期秦地所在的陇东一带原始农业蓬勃发展，也是对脱粒方式的直观记录，而且这种脱粒方式的象形最终发展成为秦人的国号，可见早期擅驯鸟兽、后来养马为业的秦人，对吃粮问题有多么重视。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M2出土的青铜鼎(部分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上，“秦”字的书写仍然带“臼”，而到了M3出土的秦公鼎上，就省去了“臼”形，即在短短的一代人之间，国号“秦”的字形发生了显著简化。

那么，这种化繁为简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及脱粒方式的改进，使用“臼”脱粒，效率已过于低下，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省略“臼”，正反映了臼这一带有石器色彩的低效率生产工具遭到淘汰的现实。要知道在同时代乃至更早的《诗经·豳风·七月》中，对周之祖庭豳地(今甘肃陇东和陕西咸阳一带)的农业生产的记述是“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也就是通过在场圃上碾压庄稼进行脱粒，而不是用双手杵臼脱粒。甚至到了2700年后的今天，碾场脱粒在我国西北部分农村地区仍在沿用。所以，“秦”字中“臼”的脱落，也是秦人积极拥抱周朝先进生产方式和农耕文化的一种进取表征。

有趣的是，与M3出土秦公鼎上铭文“秦”字省“臼”简化几乎同时，周平王因秦人护驾东迁有功，把周之故地豳地在内的大片失地许诺给了秦国，而后秦文公击败了犬戎，将周朝大片故地收入囊中。豳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特别是脱粒方式，显然比秦人的双手杵臼脱粒要先进，那么学习先进生产方式，融入农业文明，就是秦人自然而然的选择了。秦人不仅拥抱了周朝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这种拥抱极为主动、迫切，并及时将这种学习和接纳的热情反映在了国号“秦”的书写，即“臼”的脱落上。

从先祖协助大禹治水，历经夏商周三代，至战国一统六国，秦人用了约2000年的时间，达到空前辉煌，然而，旋即仅历二世而亡。正如唐代诗人杜牧《阿房宫赋》所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