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庆10月20日电题：中国石窟寺保护何以引进国际力量？

——专访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

中新社记者钟旖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系世界八大石窟之一。70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大足石刻已基本形成了从文物本体保护、彩绘修复、危岩加固、水害治理到三维数字化、监测系统建设的全方位保护格局。

大足石刻在世界石窟寺分布中有何价值与意义？它的保护，何以吸引国际力量加入？国际友好交流与合作为大足石刻带来了什么？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近日在重庆大足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大足石刻早在199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目前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它在世界石窟寺格局中有何种地位与价值？

黎方银：石窟寺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国有了最早开凿的石窟“克孜尔”，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在北方诞生了敦煌、云冈、龙门等伟大的石窟遗迹。至两宋时期，南方涌现出广元、巴中、乐山、安岳、飞来峰等较为分散的石窟，其中晚期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拥有完整造像体系的就是大足石刻，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达75处，造像5万余尊。

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认为，大足石刻具有独到的价值和特点，具有普遍而唯一的意义，评价“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

从造像内容上看，大足石刻完成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进程，以佛教为主，并以其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

在艺术形式上，世界范围内的石窟寺多以洞窟为主，但大足石刻的摩崖造像占比更高；在雕刻手法上，它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以线造型”；在呈现形象上，造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更显亲切，具有阐教性。游客参观时，不仅有视觉的震撼，还有心灵的冲击。

综合来说，大足石刻具有鲜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

中新社记者：大足石刻的保护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黎方银：大足石刻研究院成立70年，对石刻的坚守和传承也走过了70年，每个时期都解决了不同的问题。

大足石刻的病害主要分三大类：岩体稳定性、风化、渗水，这些对造像的破坏都非常大。20世纪80年代之前，石窟的抢救性和基础性保护是重点，垮塌了就加固，损毁了就恢复。80年代后，大足石刻进入系统性保护阶段，针对三大病害，制定了系列保护计划，有序实施不同项目。但至这一时期，保护工作仍相对传统。

大足石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国际化视野的提高助推了保护工作的革新。保护的方式、理念、技术、范围等均发生很大变化，如不再局限于保护崖壁的造像本体，而是逐渐扩展至包括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在内的更大范围的保护。

2007年首次开展国际合作后，大足石刻的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大足石刻处于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阶段，未来重心将慢慢转移至预防性保护。

中新社记者：您刚刚提到国际合作，它是一次怎样的合作？发挥了何种作用？

黎方银：大足石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把它放在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国际理念下实施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从保护、管理等层面分析，引进更多的国际经验、理念和力量势在必行。

首次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中意两国政府间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考虑到意大利文物保护起步早、基础好、分工精细、人才众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世界领先，我们萌生了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合作的想法。2007年，得到中意两国有关部门的支持立项。

这次合作主要以采购技术设备、人员培训为主，意大利政府支援中国文化遗产2000万元(人民币，下同)低息贷款筹建“重庆大足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其间，意专家多次赴大足石刻考察调研，就各项事宜展开探讨。合作中，中西方因理念差异造成的分歧在所难免，好在都友好化解。

在与意方的交流与合作中，大足石刻的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保护理念不断升华，保护修复水平不断提升，丰富了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经验。这次合作也为实现大足石刻的长远保护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展示的试验样品。何蓬磊摄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展示的试验样品。何蓬磊摄　　我们还认识到，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科技力量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之后几年，大足石刻花大力气建设了“安全技术防范中心”“预警监测中心”等多个科技化中心，实现重要区域全方位视频监控覆盖，实时采集大足石刻所处环境的气象、微环境、岩体稳定性等10余个大类70多个小项的监测数据，对大足石刻进行“日常体检”，以大数据支撑文物保护。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大足石刻还继续与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展开了国际合作，这些合作较之前有何突破？

黎方银：2017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意大利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签约，合作保护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舒成岩摩崖造像”。

这是意大利与中国第一次在石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开展的实质性技术合作。双方专家共同应用先进技术，多学科联合开展舒成岩摩崖造像的历史溯源分析、无损及微损性取样分析、修复、后续保护和维修等工作。预计各项工作将于2022年底收尾。

2022年3月，大足石刻研究院与复旦大学、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三方开展的合作，则是从全面提升大足石刻保护基础与理论研究水平入手，推进石窟寺科技保护及预防性保护工作。中日将以“峰山寺摩崖造像”为具体研究对象，展开包括环境监测、保存状况评价相关现场调查与室内实验、风化病害机理研究、修复保护材料研究、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与交流、国际学术会议等合作，第一阶段合作计划为五年。

中新社记者：您亲历了多项国际合作，这些经历给您带来了哪些启发？

黎方银：文化遗产是国际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与时俱进地看问题，才能更好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把保护大足石刻放在全球化角度审视，很多思考会豁然开朗。它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大家既有保护它的义务，也有分享它的权利。

不论现在还是未来，要想更好地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有几个条件必不可少。

一是依靠科技力量，实施更有效、精准、科学的保护。

二是打开大门，让海内外仁人志士都参与到文物的整体保护中，不断更新既有的理念、技术、方式方法。

三是推进以分享为前提的保护，让全人类共同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这也是我们文物工作者为之奋斗的意义所在。(完)

受访者简介：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何蓬磊摄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何蓬磊摄　　黎方银，男，汉族，1962年出生。现任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馆员。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重庆英才·名家名师”。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称号。曾任重庆市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现任重庆市第五届人大代表。他40年致力于大足石刻的保护与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著作10余部，其中2项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作为图书著作责任人，主持完成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1卷19册《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