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明峰《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12月05日   第 11 版）

这是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的“蜀世子宝”金印。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的“荣世子宝”金印局部。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青铜兵器。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的银手镯。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

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2022年10月，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岷江、府河汇流处，江口沉银博物馆项目正在施工。翁光建摄（人民图片）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自2017年起，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工作，不仅清晰实证了历史记载的重大事件，而且以出水数以万计的明代文物，突出显示了明末中国南方的社会景象。

揭开“江口沉银”神秘面纱

日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其实，在2020年4月29日举行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上，来自蜀王府16斤重的“蜀世子宝”金印就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战场遗址。

1646年，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在此遭遇伏击，战败船沉，传说上千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沉于江底。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断成都府。”数百年来，民间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也广为流传。清代以来，诸多文献也记载了张献忠曾沉银于江口。

自20世纪20年代起，遗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有文物出水。到目前为止，已开展5次考古挖掘，每一次都有新的重大发现。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现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和国际学术界瞩目。2021年，与四川省内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一同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5次考古发掘，出水文物7万余件

经5次考古发掘，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文物已达到7.2万件。透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明末经济、政治、军事环境鲜活地展现出来，仿佛就在眼前。

沿着时间线回望。2005年，岷江河道内修建饮水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段木鞘，内藏7枚银锭。2011年，岷江河道内取沙，发现了金册等文物。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17年4月，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水下考古首期收官，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成功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正式开始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前后历时近3个月，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万余件，发现了大量兵器，进一步证实了遗址为古代战场的性质。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工作正式展开，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万平方米，出水文物1万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蜀世子宝”金印。

2021—2022年，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2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2万余件。

实证当时政治制度及政权变迁

在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珍贵文物中，铸造于1643年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曾被转卖，后经警方介入追回。这件文物对确认遗址的性质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遗址三期考古发掘中，出水了一枚“蜀世子宝”金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沉银考古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

在近期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又出水了一枚“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荣”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常德荣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同时，此次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为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6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6字。“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确认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主体遗存是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遗址内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历代钱币，时代上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据刘志岩介绍，通过最近一次的考古发掘，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还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为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系列发现为我们认识战争发生地点提供了新的线索。”刘志岩说。

饰品体现当时手工业水平的精湛

有人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成果描绘出一幅明末南方人的生活画卷。

这话不假，在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一、二、三期和近两次的考古发掘中，出水了“忍耐”金戒指、双龙头金手镯、“独占春魁”金簪、“江山共老”银锁、仙人银簪等大量金银材质饰品。

在各种饰品中，戒指、手镯制作非常精美，金钗等头饰制作也非常精致。

这些精美饰品也印证了明代制作工艺的极大提升。随着焊接掐丝、镶嵌等工艺的成熟，出水饰品整体上表现出简明、快捷、线条分明的特点，其中出水的大量银耳环、耳坠以及手镯等饰品，无论从做工还是材质上都显出精致华美的审美特征，图案极为精致，花纹十分清晰。惟妙惟肖的图案和精致的做工，足以体现当时手工业水平的精湛。

此外，人们希望通过祈求神灵保佑以期获得社会安定和今生富贵安康，也体现在饰品文化中。具体表现为将吉祥图案作为饰品制作题材，有作为主体图案的，也有作为点缀的。如出水的一把明代银锁，一面刻有“江山共老”，一面刻有“日月同明”，反映出人们对吉祥长寿的美好寓意。

相关专家撰写的《“江口沉银”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时代价值研究》一文就明确提到，到明末时期，饰品文化已经呈现出了争奇斗艳、张扬个性、追新求异的趋势。

预计2025年完成江口沉银博物馆建设展陈

11月20日，在眉山市彭山区岷江、府河汇流处，江口沉银博物馆项目正在施工。该项目占地200亩，其中博物馆占地60亩。项目于2020年9月27日开工，现已完成地下部分及博物馆3层建设，完成比例约为主体工程建设的60%，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建设。预计2025年，完成江口沉银博物馆建设展陈。

江口沉银博物馆由法国雅克·费尔叶建筑事务所设计。在外观上，设计引入考古现场“地质分层”和中国传统文化“天圆地方”的概念，将建筑与在地的环境、文化、民俗充分融合。2019年，该博物馆项目入选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2022年，入选眉山市重点项目。

据眉山市彭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以来，省、市、区一体统筹、高位推进，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推进江口沉银遗址保护和综合利用工作，提出“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江口沉银遗址博物馆”“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要求。

江口沉银博物馆以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等为目标，建成后还将成为四川省水下考古科普基地。

据悉，彭山区还将实施“遗址”提档升级行动，将江口沉银博物馆建设成为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于一体的博物馆，推动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和武阳故城遗址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形成高等级“大遗址”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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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大西政权相关制度提供了实证

在江口明末战场遗址5次考古发掘中，出水了不少刻有工匠名字、地名的银锭，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度以及张献忠活动范围的实物证据。第三期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来自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的属于大西政权的银锭。这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出水文物中，还发现有张献忠用于册封妃嫔的金册，这对于探讨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相关政治制度以及“江口沉银”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