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繁华图》所绘江南水乡景观。资料图片

　　对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考察，古人有很多记述。水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兴举水利工程时，熟识地理环境、注意区域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规复生态、改善环境与保障民生、发展经济。

　　大规模开发地利

　　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太湖流域、成都盆地、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等基本经济区域开发力度不断加深。唐宋时代，我国气候环境整体上属于温暖湿润状态。尽管当中有若干年份出现过运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冻死的极端现象，但总体上是一个回暖的时期。明清两代处于全球范围内的冰河扩张时期，故也称“明清小冰期”。根据明末清初《北游录》等资料的物候记载，可以推断北京地区冬季气温比今天约低2℃。

　　唐宋以后开发最早的那些地方，像河北平原，天然植被减少，影响到生态平衡。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过度垦殖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地表出现严重侵蚀，沙化面积大幅扩大。

　　本来，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文化区集中在北方或关中，北宋时期则基本转移至黄河下游。《水浒传》中讲到的河北大名府，就是北宋的四大京之一，繁华程度可与东京开封府媲美。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说法，北宋为了营建这个京城，耗费了5年时间，耗去大量的木材及相关资源，日常生活中的燃料也多来自木材。因而，植被日渐稀少，甚至连经济作物桑树都成了建筑材料、生活燃料的替代品。欧阳修在《文忠集》中感言：“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无木植送纳，尽伐桑柘纳官。”

　　此时的黄河，一度泛滥严重，较大的改道约平均10年发生一次。繁华的大名府境内，开始“芦茅相望，斥卤频生”。除了这些，还有可怕的旱灾与蝗灾。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蝗灾多集中于“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

　　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上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发生在两宋之际，是有一定环境背景的。加之南方不像北方长期饱受战争摧残和各族人民内迁冲击，区域经济发展得以保持平稳。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已跃居全国前列并持续兴盛，以至有“天下赋税多出江南”的说法。

　　唐宋以来，南方地利得到了大规模开发。许多荒芜的洼地、山林、滩涂等，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通过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基本上都改造成了可耕地，并在周围衍生出一系列聚落。

　　在太湖平原，低洼的泥塘通过修筑堤围、放水排干，成为肥美的农田。各种河、湖、港、浜、塘、浦、泾、荡、瀼、淹、溇等自然水体形态，在人工改造后构成了比较有序的水文系统。由此，有了所谓“纵而为沥，横而为塘”“大者为港，次者为浦，转而为泾，分而为浜，回而为湾，合而为汇，派而为沟、为漕”的明确区分与称呼。这些都是水乡泽国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

　　人工改造环境

　　隐居在浙江桐乡的理学家张履祥，在农村教书的同时，抄辑湖州一个沈姓乡居地主的《农书》，与家人研究农桑生产技术，并雇工经营桑地与稻田。他强调“一方有一方之物产”，所谓“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对民众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整个水系或地形上看，杭州属于嘉、湖的上游地区。清代水利专家指出，这里发生的所有水患根本在于临安、余杭一带的棚民租垦山地导致山土疏松，雨期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上游的不安会导致下游的嘉、湖地区遭遇更多危难，连带苏、松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环境影响生存方式，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其价值。江阴人李诩在其晚年所撰的《戒庵老人漫笔》中写了一个农民如何致富的事情：

　　常熟人谈参，在家排行第三，生活俭朴，但有商业头脑。他看到乡民为了追求渔业上的利益而抛弃大量洼芜的田地，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将最低洼的地方开辟成鱼塘；周边筑上高塍，既可以防泄，又可以耕作。

　　在这些池塘里，谈参全部养鱼，又在池塘之上搭盖房子养猪，猪舍变得凉快起来，猪粪又可以养鱼，可谓两相得益。在开垦好的田塍上，平阜的种果树，汙泽的种菰属，可耕的种蔬菜；其他如鸟凫昆虫之类，都可以设计罗取。谈参还在家中摆好几个储物匦，按照不同的收获品分类放置，每个匦满了就往外销售。每个月可以卖好几次，收益颇丰。

　　这是一个人工改造环境的成功典型，也符合生态农业的思想。

　　重视兴修水利

　　在江南地区，水利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在雨期顺利排除过剩的水量，以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

　　宋代以来，人们十分重视太湖平原的水利工作。宋人单谔在《吴中水利书》中指出，苏州、常州、湖州三府之水为患最久。从溧阳五堰以东到吴江，好似人的身体：“五堰其首，宜兴荆溪其咽喉，百渎其心，震泽其腹，旁通震泽众渎其络脉众窍，吴江则其足也。”这是着眼于整个太湖流域来谈水利大势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史料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明代经济社会相对繁荣富庶的阶段。然而，整个环境的问题也表现得较为严峻。比如，河港水利的淤塞，水旱疫病的发生，山林植被的滥垦，等等。

　　特别是，人们在倡导水利的同时，对水利的荒怠也时常发生。在乡村，官豪富室每遇涨滩，就希图承佃开发，或者将池塘占据养鱼，将湮塞之处霸作私田进行垦种。归有光还指出，地方官员贪图其中的短利，对地方豪民这种侵占沿江淤地、广种芦苇等水生作物的行为不但不予阻止，反而规取其税，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嘉靖四十四年，归有光考中进士，即任长兴知县。这个时候的明朝，以宫廷政治的不良深为时人所讥评。在位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整天不上朝，在宫内炼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而在地方上，天灾人祸不断，世道大有凄怆之态。在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由于环境的破坏和水利的长期荒怠，以及断续发生的倭寇之乱，民生显得颇为艰难。

　　归有光到长兴做官时，正值天灾人祸剧烈之期。江南还发生了较重的旱灾，夏秋之际农田中的禾苗枯死。归有光重视兴修水利，以协调解决水旱的问题。但关于他的水利思想，直到隆庆三年才被新任巡抚海瑞付诸实践，获得较好的成效。由此，归有光的水利观点开始为后世广泛称引。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