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鋬铜锅

古钟博物馆的编钟表演队

羊角编钟（左）

永乐大钟安居大钟楼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就在大钟寺，大钟寺原名觉生寺。这座由清雍正帝下令敕建的寺庙始建于1733年，即雍正十一年，完成于雍正十二年冬，目前占地3万多平方米，整座寺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众所周知的明永乐大钟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而觉生寺，还曾经是清朝皇家祈雨的场所之一。

永乐大钟并非一直保存在觉生寺内，它是一个“搬迁户”，历经三次搬迁，那么，这座重达46.5吨的大钟经历过怎样的迁徙过程？为何会最终“定居”在觉生寺内？觉生寺的祈雨仪式又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我们的种种好奇疑问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王申老师的讲解中一一得到解答。

地理环境清幽，适合清修，故建觉生寺

古钟博物馆共五进院落，清代时有东、西、中三路，现在只有中路保存完好，西路已被占用且没有古建筑遗存，东路为后建，其中有两处古建筑。

关于寺庙始建的档案资料，王申说目前只见到了一通敕建觉生寺碑。碑是由雍正皇帝题、翰林院编修张若霭书的。碑文里讲这个地方地理环境清幽，“长林佳茂”，适合佛家清修，于是建造了觉生寺。

觉生寺山门上的匾额书“敕建觉生寺”，历史上一直认为是雍正所题，王申告诉我们：“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这块匾是由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也就是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允礼题写的。”顺着王申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了匾额右上角的一个椭圆形印章——“奉敕敬书”，“这表明是奉雍正皇帝命来题写的。”而匾的左下角也分别有“果亲王宝”和“自得居士”两枚印章。

博物馆里常设有《古韵钟声》展。展览遴选博物馆的藏品精华，通过觉生寺的历史沿革、中国古钟、外国钟铃以及铸造工艺的介绍，讲述钟铃文化的精奥，期待人们关注钟铃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真心保护，以行动传承。

展陈设计颇具匠心，比如设在天王殿的序厅里一口钟都没有，进门却耳闻悠扬钟声。原来这个“钟韵洪鸣”展厅采取的正是“未见钟形先闻钟声”的设计理念。那悦耳的钟声便是撞击永乐大钟的声音，当然，是录音。

展厅中间地面有一幅铁质地图。站到正面看，可以看到是永乐大钟钟声的传播效果图。图下方有一行文字：“（永乐大钟）声闻数十里，其声谹（hóng）谹，时远时近，有异他钟。”这是明代蒋一葵在《长安客话》里对永乐大钟声音传播的描述。对此王申解释：“按照蒋一葵的描写，在清代以永乐大钟为中心，撞击它发出的声音在10公里范围内都可以听到，包括圆明园、颐和园、故宫这些标志性建筑。另外，我们做过测试，永乐大钟的低频音也非常丰富，当它敲响之后，余音可达三分钟之久。”

博物馆里有一支志愿服务团队，成立于1996年，团队成员以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2016年起便以“谹谹之声”命名，寓意着志愿服务队的声音能像永乐大钟一样声音宏大、清远悠扬，将钟铃文化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进千家万户。“谹谹之声”志愿服务项目还被国家文物局和中央文明办公布为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敕建觉生展厅中六鋬铜锅背后还有着抗日故事

第二进院落，正前方是大雄宝殿，左为西配殿，右是东配殿。西配殿的敕建觉生展厅，讲述了觉生寺的历史，还有中路建筑的沙盘模型。觉生寺是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中路建筑保存完整的一座清代皇家寺庙。

记述寺庙建造原委的“敕建觉生寺碑”，碑上正面文字已无存，但国家图书馆保留有碑的拓片，从而使我们得以了解碑文内容。碑文除介绍寺庙始建和落成时间、地理位置选择等，后半部还解释了取名觉生寺的原因：“实无觉者，亦无觉之者，以无觉之觉，觉不生之生，斯朕之所谓觉生也欤。”从中也可以看出雍正对佛法的理解。

一侧的展柜里展示着几块青花瓷碗底碎片，碗底中间可以清晰看到大清雍正年制的款识，四角还有“觉生常住”四个字。王申介绍说这是在觉生寺东路施工过程中出土的，应该是专门为觉生寺烧制的瓷器。

觉生寺的历史中不缺少故事，一口六鋬（pàn）铜锅的经历也令人感慨。2012年的一天，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白发苍苍，却步履坚定。在参观展厅时，他驻足在一口大铜锅的面前，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面对博物馆中的无数藏品，这位老人却独独青睐这样一口大锅呢？工作人员通过和老人攀谈得知：抗日战争时期觉生寺内是有日本驻军的，为了掠夺铜铁资源，他们瞄上了这口直径1米多宽、深60余厘米的六鋬铜锅。

面对日军的贪婪，大钟寺内的体仁师父和几个小和尚商议：日军一旦将这口大锅夺走，就会把它化掉，做成枪炮子弹。因此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口铜锅落在日军手中。于是在一天夜里，趁日军不注意，体仁师父找了几个小和尚，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口铜锅偷偷埋了起来。

1992年，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东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这口珍贵的六鋬铜锅，直到这位老人出现，人们的疑惑才得以解开。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当年与体仁师父一起埋藏六鋬铜锅的小和尚之一。工作人员在听老人讲述经过后给老人拍了照片，想过些日子再去详细采访，可惜的是，老人不久就去世了，而这口大锅一直留在了展厅中。

展厅中的文献资料、图片和实物展品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觉生寺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安置永乐大钟。永乐大钟是一个“搬迁户”，目前从史料上看，它经历过三次搬迁。

王申介绍，大钟“出生”于钟鼓楼附近的铸钟厂，查阅地图可知，那里至今还有铸钟胡同。钟铸好之后如何存放，目前又有两种说法：一是大钟被移至宫中作为法器，二是大钟被安置在汉经厂，即今智珠寺和嵩祝寺所在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乐大钟被渐渐遗忘，直到明万历朝时才重获新生。万历五年，万历皇帝在今天的西直门外修建了万寿寺，在三十五年将永乐大钟移到万寿寺，并每日安排六位僧人敲响大钟。永乐大钟在万寿寺发挥了它的作用，从这时起，文人墨客描写大钟的诗文也陆续出现了。

天启年间，民间出现了“帝里白虎分不宜鸣钟者”的说法，天启皇帝听闻后即命人将永乐大钟放置于地，从此不再鸣响。

永乐大钟最终的命运改变在雍正年。当时和硕庄亲王允禄写了一道“移钟奏折”，上书雍正皇帝，说想在觉生寺藏经楼之后另建一楼悬挂永乐大钟。他的理由是觉生寺在京城的乾方，在圆明园的巳方，钟的本体属金，而觉生寺殿宇五层，按照五行排列，最后面的藏经楼属土，在藏经楼后另建一层安设永乐大钟，取金土相生之意。王申告诉我们：“‘移钟奏折’是从雍正年间的奏效档里找到的，证明雍正皇帝当时批准了这份奏折，但是，永乐大钟到底是何时移到觉生寺的，确切时间还有待发掘。”

展厅中的文献资料、图片和实物展品非常丰富，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乾隆至光绪年间，觉生寺都承担着皇家祈雨的功能，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皇帝都曾亲自到觉生寺主持祈雨仪式，次数多达240余次。祈雨地点在哪里？并不在寺庙之内。王申说：“祈雨仪式是在寺庙的西墙外举行。光绪年间的记载中说，祈雨的地方俗称九龙岗，因为那里‘地稍高而土常润，相传为龙脊发现之地’，所以祈雨非常灵验。”

如今九龙岗地名在地图上已搜寻不到，而民国地图中尚有九龙岗记载。王申据此推测，祈雨地点应在寺庙以西、现在北三环西路以北、大泥湾和小泥湾社区以东、翠宫饭店以南这样一片广阔的区域内，但具体位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觉生寺的祈雨仪式与天坛的不甚相同，是按照《大云轮请雨经》中所示仪轨来祈雨，“祈雨仪式一般七天为一祈，如果七天还没下雨，那就再祈七天。”

“觉生寺皇家祈雨的形式主要分三种，一种叫拈香祈雨；一种叫祭坛祈雨，就是依据经中坛法设坛祈雨；第三种则是迎请邯郸圣井岗龙神庙铁牌供奉祈雨。”在王申的讲解中我们得知，原来发现《大云轮请雨经》的还是乾隆皇帝，即乾隆皇帝在干旱时节从《大藏经》中翻到《大云轮请雨经》，于是便命人在觉生寺西边搭祭坛祈雨，一举应验。

大钟寺还有打金钱眼的活动，即向永乐大钟顶部的钟孔里投掷铜钱，这在清得硕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有记载，是一首诗：“觉生寺里大钟悬，蛾眼青蚨意爽然。世事看来当尽买，吉祥一卜也须钱。”并注云：游人到此，必以钱打钟眼，中者以为祥瑞。竟有人打数百不中，而犹打者，可笑。这样一个民间活动被一首打油诗记录了下来

从光绪三十一年重修大钟楼功德匾中可以看出，清代末年大钟寺的修缮已经要靠善男信女的捐助来进行了，可见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觉生寺因为缺少皇室的经济资助也逐渐没落。而在民国时期的档案中记载，在觉生寺中路正殿东配殿和东围房被烧毁后，住持更是需要通过租赁、售卖寺属田地赚取费用，来进行修缮了。

还有一方存放在玻璃罩中的界碑，一侧刻字“东北界”，一侧刻“觉生寺”，字乱且浅，那是2013年在蓟门桥附近发掘出土的。“这个发现也很有意思。”王申说：“一位文物爱好者在土城游玩时，发现地上一块露出半截的石头，露出地方刻有一个‘觉’字。于是将线索提供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在与文研所工作人员对其清理发掘后，发现写有‘觉生寺、东北界’几个字，证明它确实是觉生寺的界桩，但这个界桩到底是一直在那个位置还是被移到了那里，尚不可知。”

“礼乐回响”厅有一套曾侯乙编钟

博物馆因此组织了编钟乐队

大雄宝殿是礼乐回响展厅，收藏有一套曾侯乙编钟仿制品。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湖北省博物馆复制，在北京亚运会时赠送给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出土于1978年，这一套的仿制时间属于最早的。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王申说现在这套编钟主要用来演奏，所以在排列上与原件稍有不同。编钟表演偏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谁来表演？如何表演？何时表演？我们的一连串提问使得王申不得不笑着讲起了古钟博物馆的编钟表演队。“我们表演队有五六位演奏员，都是博物馆的职工。最初的想法是编钟作为乐器，应该让它发挥作用，所以编钟落户我们馆后，就邀请了湖北省博物院的编钟演奏乐队来传授技艺。当时我们的老职工跟着学，之后又教给了我们。”

王申介绍，疫情之前，逢到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年、中秋节，演奏队都会为观众表演，就在这座大雄宝殿里。“我们将在特殊的时点恢复这样的活动。”

东配殿是“阅古钟林”展厅，讲述了中国古代钟铃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发展史。钟铃起源于何时目前在学术界尚无明确定论，通过《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文献可知，大约出现于黄帝时期，但王申说这也只是传说，还不能贸然定论。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钟是“乐器也，秋分之音，物种成。”那么，最早的发声器其实是果实成熟逐渐脱水，其内有籽，摇之而发出声响，难道钟铃是由此慢慢演化而来？

展板中可以看到，《太平御览》中记载了先秦乐钟类别，即钟、镈、錞、镯、铙、铎。铙的形状开口朝上，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晚期，延续至西周初期，有单独的铙，还有成编列的编铙，所以人们认为编铙是编钟的雏形。王申介绍说：“铙被认为是在古代军事活动中所使用的军乐器，我们古代讲‘击鼓而进，鸣金收兵’，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金’就是指铙。”而镈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它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使用，掌管它的人称为镈师。

历史进入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以长江为界，呈现出了南方钟和北方钟的差异。

北方钟的代表是唐宝室寺钟，铸于唐贞观三年，钟整体像一只倒扣的碗，同时钟身上纹饰繁复，包括飞天纹、凤鸟纹及铭文，底口呈波浪状。龙兴寺铜钟则是南方钟的代表。和北方钟一做对比，便能看出它们的区别：南方钟钟身像水桶一样直上直下，同时底口平齐；北方钟底口则呈波浪状。另外，南北方钟的撞钟点也不同，钟上的撞钟点称为钟月，南方钟的钟月与底口有一定距离，大约在钟的腰部，而北方钟一般在底边突出的角上。

博物馆收藏的北宋仁王院铜钟是原件，它也是北京地区收藏最早的一口梵钟，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所铸，上世纪70年代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拨交至大钟寺保管，后成为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还有一口我国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辽代铁钟，原件收藏在河北涞源的阁院寺内。古钟博物馆为了使观众全面了解我国的钟铃文化，也将其复制品收藏进馆中。

大明弘治道钟猛一看杂乱无章，其实蕴含着丰富的道教文化。顶部铸满文字，为百字圣诰，钟体铸有三部道教经文，其中正上方的一部为《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顺时针读，一共32圈。研究人员发现，“32”在道教早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早期道教有32天帝，是道教天神，每一个天帝的秘讳都对应着8个云篆符号。如果想要诵读钟上的这部经文，需要绕钟32圈。钟下部的文字被称为“自然玉字”，共计256个，对应了32位天帝的秘讳。

旁边的一口钟钟身歪斜，王申说：“这可不是挂歪了，而是此钟有铸造缺陷，可能是设计的时候重心没找准，同时铸钟时，内外范套合时发生偏移，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所以无论如何悬挂都是歪的。”这口钟是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捐资所铸，魏忠贤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是明代的一个大奸臣，他被崇祯皇帝赐死后，老百姓看他铸的钟都是歪的，就说铸钟如做人，为人不正，钟也会歪。这口钟也被博物馆保存至今，同时作为一口警钟，提示世人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

每年都对大钟钟架进行力学监测，观察它有无形变

终于见到永乐大钟，它在深深的第五进院落。

永乐大钟近300年一直悬挂在专门为其建造的大钟楼中，楼上悬挂有“华严觉海”匾，为乾隆御笔题写。大钟楼上圆下方，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

众所周知，永乐大钟是明成祖朱棣下令铸造，钟高6.75米，直径3.3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壁有佛教经咒100多种，总计23万多字，有汉梵两种文字组成，已有600多年历史。但王申说永乐大钟在官方记录中很少现身，所以铸钟的原因多为后人推测。其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忏悔说，主要依据乾隆所题写的一首《大钟歌》，说永乐皇帝发动靖难，杀了很多人，内心不安，故铸大钟以求忏悔；二是朱棣按照“为功大者钟大”的祖宗成法，希望通过铸造大钟来宣扬自己的功绩和愿望。确实，在钟身的最显著位置铸有朱棣的十二惟愿，表明了他希望大明永一统的思想。

永乐大钟名扬海外，其中“五绝”最为名声显赫：一绝为铸造年代久远；二绝为声学特性卓越；三绝为铸造工艺高超；四绝为悬挂结构科学；五绝为铭文数字最多。王申介绍，博物馆现在每年对钟架进行力学监测，用专业仪器做定点，观察它有没有形变，从每年的分析结果来看都在合理区间。今年博物馆还申请了预防性保护项目，对于钟架的受力、地下的振动感应等进行测量和计算，也监测周边环境，包括周边车辆、地铁等的影响。

大钟的悬挂梁架结构为三层重叠纵横架构，从乾隆八年建成，近300年未曾移动过。博物馆只于2018年对钟架进行了除尘保护和回贴，这样做的目的只为将最原状的陈列呈现给观众。梁架上龙纹彩绘的沥粉堆金也保持着原貌，从那一条条凸起的精美龙纹上可以想见它初时的华丽。

有记载说永乐大钟“非祈雨不鸣”，但永乐大钟是否为祈雨法器，目前从清廷档案中找不到佐证。因为没有永乐大钟参与祈雨的记载，所以永乐大钟在清代具体有什么样的用途，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大钟楼外，玉兰含苞待放，牡丹细枝抽芽，可以想见，春天里的觉生寺会更加生机勃勃。

本版文/本报记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