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内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内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究其本质是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表现形态之一。

　　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品格，海洋特质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国自古就是海洋大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也大量分布着古代先民采食海贝、海鱼后抛弃贝壳、鱼骨所形成的贝丘遗迹。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逐渐丰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数次东巡，并派徐福率众东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在广州南越王宫殿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叠压在下方的大型造船厂遗址，这就为秦代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实证。《尚书》《庄子》《山海经》等大量早期古代经典文献中也都不乏对海洋的描述，特别是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记载，都是时人利用海洋的真实写照。汉代则有了国人走向远海更为具体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扬帆远航，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一些学者认为已到达印度、斯里兰卡）。例如《汉书·地理志》等典籍中就已有了比较翔实的记载。同时，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沿海或岛屿发现了不少与中国汉代海上航运及贸易相关的考古遗存，出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汉代陶器、铜器、铁器等。这些器物正是海洋文化在汉代取得长足发展的实证。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三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魏国曾在青、兖、幽、冀四州大造海船，当时东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船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隔舱技术，即使个别船舱受损进水也不影响航行。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到吴国灭亡的时候，尚有大船五千余艘。唐代不仅陆上疆域广阔，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影响也实现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发明。在与日本等国的海战中，唐朝船队多次取得胜利。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福州（时称泉州）、扬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对于当时海洋贸易、对外交往等的记述更为详尽，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转至海洋，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前后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各历史阶段的总体性特征进行研判，不难看出其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一个生动例证。宋代以来，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发展，如今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妈祖信仰蕴含的大爱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来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充满着血腥杀戮，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相比而言，中华海洋文化则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可见，早在两汉时期，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就以各国的相互交流、往来互信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又如，以其宗教种类的多样性，宋元时期的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海上齐聚这座海滨港城，从事海洋商贸活动，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同时共存，既是各民族之间和谐往来的例证，也是中华海洋文化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思想的鲜明体现。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大海波涛汹涌，深广难测，这一自然属性令海洋文化富于开拓冒险精神。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各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例如，明末郑成功在抗清驱荷的过程中，对海洋始终采取开放进取的态度，他向南明隆武皇帝提出“通洋裕国”的方略，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名，组成五大海路商行，派遣船队经营远洋贸易。这本质上正是中华文化的地域分支——闽南文化不畏波涛、拼搏进取的海洋特质的体现。

　　综上所述，海洋特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中华古谚的思想内涵反映着大海浩瀚无垠的自然品格。面向未来，推进海洋文化研究、总结古代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与经验，对于纠正和破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林大志，系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